从最近整风运动暴露出来的情况看来,我们应该特别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学校教师是培养下一代的灵魂工程师,他们应该在过去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根据自愿的原则,继续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过去教师的思想改造是有成绩的,但是这次整风运动证明,要使教师们掌握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能够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站稳立场,明辨是非,引导学生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是不容易的。因此,他们应该继续努力,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使自己具备正确的政治观点,加强自己的劳动观点,逐步地同工农打成一片。其次,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教师要针对着学生的思想情况,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他们成为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勤劳朴素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国家建设人才。政治教育的教材和方法,过去有脱离实际的缺点,今后应该总结经验,加以改进。几年来,学校的政治教师作了不少的工作,今后他们应该继续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发挥更大的力量。

　　现在我来谈谈学生毕业后参加劳动的问题。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工农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要求大批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参加劳动者的队伍。解放以来,我国小学、中学和高等学校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要适应国家对高级和中级建设人才的迫切需要,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较多。这样,就造成了近几年来高中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学、初中毕业生大部分升学、只有一小部分参加工农业生产的现象。特别是去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都多招了一部分学生,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就更加增高了。但是,应该指明,这种现象却是暂时的和不正常的现象,经过国家的妥善安排以后,它将逐渐地转入正常的状态。今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都将根据计划少招一些学生,今后我国的各级教育都将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地发展。因此,今后,一方面每年将会有更多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毕业生升学;另一方面,每年又会有越来越多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毕业生投入生产劳动。这才能使我国有文化的体力劳动者日益增加,知识分子的队伍日益扩大。这才是正常的和健康的现象,也将是今后长时期内存在的现象。

　　旧中国的教育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所垄断的,从小学起,特别是从中学到大学和出国留学,劳动人民是很少有份的。新中国的情形就根本不同。我们的教育是属于劳动人民的。近几年来,我国劳动人民的生活逐步改善,他们想把子弟送进学校学习的要求更加迫切了。因此,尽管我国的各级教育事业几年来的发展在速度上和规模上都超过我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但是,总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要求。我们的教育事业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发展,而不可能把好事在一天之内办完。

　　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过去这个方针是不够明确的。我们的中小学学生毕业后除了一小部分升学以外,多数都应该参加工农业生产。高等学校中也应该加强劳动教育,学生毕业后一般地应该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今后应该对此定出一些制度,逐步实施。过去教育行政部门对劳动教育重视不够,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同时社会上特别是一部分干部中还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因而造成了不少青年学生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工农劳动人民,毕业后不愿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的不健康现象。我们应该向所有的青年学生确切地讲明,我们的国家就是因为有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才有着无限光明的前途。在我们的国家里,劳动是最光荣的事情,工人和农民是最有前途的人。青年学生都应该把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看作最大的光荣,同时又应该认识,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是有困难的。新中国的青年应该不怕艰苦,下定决心吃苦,老老实实地劳动。全国学生的家长们和社会舆论都应该鼓励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特别是农业生产劳动,要继续批判一部分家长和干部轻视体力劳动,阻挠学生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的错误思想和行动。教育部门应该根据上述教育方针,在过去几年教育改革的基础上,对现行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彻底地稳步地加以改进。

　　我还简单地谈谈派遣出国留学生的问题。七年来我国派遣了七千多人出国留学,派遣的标准一般是按照政治、业务和体格三个条件,这是对的。为了培养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高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以前,我们对于派遣出国的留学生,曾经特别着重政治条件的审查,这是完全必要的。值得引为教训的,是当时在审查政治条件的工作中有形式主义的缺点,因而还有个别政治品质不好的学生也被派出去了。同时,对留学生的业务和体格条件也有注意不够的地方。我们决定今后一般不派高中毕业生,只派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去学习国内所缺的专业。选派留学生,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重视政治条件的审查,而且要克服上述的各种缺点。有人认为过去派遣出国的留学生中,革命干部的子女占多了。事实怎样呢?根据已有的统计材料,从1952年到1956年,我们派出留学生六千四百三十五人,其中革命干部的子女还不到百分之三点五。由此可知,那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关于向科学进军。

　　以往一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我国科学事业有了重要的发展。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已经制订,并且已经作为试行草案,付诸实施。在自然科学方面,已经试制了1957年的年度计划。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已经成为常设机构。各方面科学研究机构有了较大的发展,科学工作者的队伍也有了扩大。科学工作体制的原则已经确定。科学工作中的协作制度,已经开始推行。关于图书仪器等科学工作条件的问题,已经或者正在拟定方案,逐步加以解决。有些重要的科学实验设备正在建设中。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功率为七千千瓦的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能产生二千五百万电子伏的α粒子的回旋加速器,正在加紧建设中。科学研究,一年来也有不少成就。所有这些,都鼓舞了广大科学工作者向科学进军的热情,同时,各部门、各地方对科学事业也表现了很大的积极性。

　　在广大的爱国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却有人说,中国科学事业在解放后比国民党时代落后了,甚至有人说,今后十二年不是赶上国际水平的问题,而是补过去十二年课的问题,好象从解放以来,我们在科学方面不仅没有丝毫成绩,而且是倒退了一样。我们能够同意这种说法吗?请看事实:第一,现有科学事业的规模,虽然离我们国家建设的需要还很远,但是,无论在研究人员、机构、经费和设备各方面,都比国民党时代大得多。第二,在科学技术的水平方面,也不是国民党时代所能比拟的。首先是许多老的科学研究机构在研究工作上有了新的发展,同时,许多新的学科建立起来了,特别是发展了一些与工业建设和国防直接有关的学科和新技术。高等学校也开设了大批新的专业。第三,新中国科学事业的特点,是科学和生产的密切结合。生产对于科学是基本的推动力量。在国民党时代,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衰落,科学家们虽然也作了些研究工作,但是无法在生产上发挥作用。解放后八年来,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部门向科学研究部门提出了大量的要求,我们科学家们在这方面就有了充分的机会来发挥他们的才能,而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的科学研究力量,还远远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第四,全国社会科学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正确方向的指导下,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斗争中也获得了新的发展。这样的发展,在国民党时代是完全不可能设想的。社会科学有强烈的阶级性,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采取批判的态度,是完全必要的。第五,科学队伍也在迅速壮大中。老科学家们经过思想改造和工作实践,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一般地都提高了。留学生陆续回国,增强了各门学科的力量。大批高等学校学生毕业,为我国科学的发展准备了雄厚的后备力量。根据以上种种,怎么能说新中国的科学事业比国民党时代还落后呢?还要补过去十二年的课呢?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否认中国科学家在国民党时代非常困苦的条件下所做的努力和获得的成就,而且我们从来就把他们这些得来不易的成就作为中国科学财富的组成部分。说新中国科学落后于国民党时代的人,无非是否认我们科学家八年来的成就,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罢了。

　　对于科学规划,有人表示怀疑。他们认为科学事业不可能作全国性的长期的规划,只能由科学家自发地分散地进行。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在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我们邀集了几百个科学家,集中他们的智慧,制出我国科学发展的初步蓝图,使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有了大体的轮廓和途径,这是十分必要的。科学技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为了发展生产,同自然界做斗争。如果不把我国现有的科学力量适当地组织起来,密切地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作出比较全面的和长期的规划,那么,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就没有了方向,就不可能收到我们预期的效果。当然,这个规划,以后必须根据各种新的情况,不断地加以补充和修正,甚至可能有很大的改变。即使如此,也不能否定这个规划的必要性,因为没有今天的初步蓝图,就不可能有将来日益完备的科学工作计划。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科学事业,也必须是有计划的。在国家规划之外,无疑也应该允许科学家从事他们自己所专长的某些研究工作,以便充分发挥科学家的潜力。但是,反对科学研究工作的计划性,使科学事业陷于无政府状态中,这对社会主义、对科学事业本身都是不利的。

　　为了有效地发展我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贯彻协作的原则。各有关部门必须协调地进行工作。政府今年在医学、农学和机械等方面,已经制定较好的协调方案,并且已经部分地见诸实行。这种作法,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并且加速了科学工作的开展,以后应该加以推广。有人只赞成本部门科学工作的发展,不赞成甚至要求限制其他部门科学工作的发展,他们往往反对协调工作,甚至拒绝国家对人力和物力的合理调配,这是一种严重的本位主义作风,应该加以批判。全国科学研究力量,应该统筹安排,一方面是适当分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密切协作;一方面要提倡"百家争鸣",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因门户之见而妨碍协作。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应该由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地方的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在这个系统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学术领导和重点研究的中心,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包括厂矿实验室)和地方所属的研究机构是我国科学研究的广阔基地。这是组织我国科学队伍的原则问题,我们要求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认真地提倡协作精神,推行协调方案,迅速克服本位主义的不良作风。

　　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是中国科学家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努力的结果。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能领导科学工作,目前许多领导人都不是科学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有人甚至认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存在是不信任中国科学家的表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从来就教育自己的干部不断地在工作中学习自己所不熟悉的事情,逐步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做好工作。对于科学事业的领导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术领导,另一方面是政治思想上和行政上的领导。对于学术问题,我们从来不主张用行政命令进行干涉,我们的领导方针是"百家争鸣",就是通过科学界的自由争论和客观实践来解决学术问题。对于科学工作中的政治思想、方针、政策、计划等方面,更需要党和政府的领导。八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就是管理科学事业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措施的机构,它负责统筹安排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和地方的科学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的工作。十二年科学规划,是几百位中国科学家集体劳动的成果,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委员大部分也是科学家,这怎么能说是不信任中国科学家的表现呢?如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说法意味着只有本行才能领导本行,这不仅否定了政治对于科学的领导,而且实际上也否定了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统一领导的任何可能,因为学术上的专业是分门别类的,而世界上同时精通各种科学专业的科学领导干部是不存在的。这种理论,对科学队伍只能起瓦解作用,是不利于科学事业的发展的。

　　三、关于人民生活

　　解放以后随着我国工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广大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首先,让我们来看占我们国家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生活状况。解放以来,我国的农业生产总值是逐年上升的。1949年全国农业生产总值是三百二十六亿元,1956年上升到五百八十三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九。随着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农民的购买力也大大提高了。1950年全国农民的购买力是八十一亿元,1956年上升到一百九十一亿元,比1950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六。国家供应给农民的消费资料也随着增长了。1956年比1950年,棉布供应增加了两倍,胶鞋增加了一点九倍,食盐增加了将近一倍,糖增加了二点三倍,煤油增加了十一倍,香烟增加了一点四倍。在五万万多的农民中,生产和消费的增长这样大,是旧中国从来没有过的。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占全国人口第二位的职工的生活状况。1949年末,国家机关、公私企业和事业共有职工大约八百万人,1956年末增加到二千四百万人,其中有私营企业转为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的人员和乡村干部共约三百万人。在七年中间,我们解决了约一千三百万人的就业问题,这是旧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1952年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是每人四百四十六元,1956年提高到六百一十元。在四年中间,提高了将近百分之三十七。这样的工资增长速度,也是旧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有的人对新中国人民生活的这种显著变化熟视无睹,说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工人和农民是人民的最大多数,他们的生活改善了,怎么能说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呢?应该承认,有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和少数职工,他们的生活虽然比解放以前的几年有了改善,但是还没有恢复到抗日战争以前的水平。但是,考虑到广大工农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不能提高得太多太快。至于占人口极少数的旧社会的剥削者,他们的生活水平比解放以前降低了,这是完全应该的。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少数剥削者过着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而创造社会财富的广大劳动人民却处于贫困的半饥饿状态。只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能够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首先保证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活需要,同时也照顾到其他阶层的合理需要。那些说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的人,如果他们不是把个别的局部的现象不加分析地当作普遍的全体的现象来下断语,那就是在他们心目中只想到极少数的剥削者而没有看到广大的劳动人民。

　　我们是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农业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穷,因此,人民生活水平比起工业发达的国家来说是很低的。解放以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快的,但是,按全国人口计算的平均产量,却增长得相当慢。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是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决定于生产的发展速度,而其中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农业的增长速度。我们是六万万人口的大国,如果每个人每年增加一元钱的购买力,全国人民的购买力就增加六亿元,国家也就必须相应地增加六亿元消费资料的供应。如果人们用来买吃的,就需要增加六十亿斤粮食的供应。如果人们用来买穿的,就需要增加两千万匹的棉布供应,也就是要增加两百万担棉花的生产。从1952年到1956年,我国消费资料的生产,平均每年大约增加三十多亿元。扣除小量的储备和每年人口增长所消费的部分,可以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每人每年只有四元左右。这些数字表明每年人民生活的改善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出现消费资料供应紧张、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不平衡的现象,就会影响市场物价的稳定。因此,六万万人民生活的水平只能在本国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不可能要求太快。有些人不从我国上述的实际情况出发,以为一进入社会主义,人民生活水平马上就能够有很大的提高,而不懂得必须经过长期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建设才能逐步提高人民生活的道理。过去我们对于这些道理向全国人民说明得不够,宣传得不够,这是有缺点的。但是另有一种人,他们天天埋怨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太低,口口声声称道美国生活方式,他们是在幻想把中国拖回到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重新过那极少数剥削者的生活。

　　有人说,现在工农的生活太悬殊了。这种说法是否合乎实际呢?应该承认,工农的生活是有差别的。但是,当我们把工农的生活加以比较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工农生活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城乡不同的生活条件。在旧中国的农村,广大的贫苦农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饱肚、糠菜半年粮的生活。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目前我国农民大体上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过着略有积余的生活;有百分之六十左右过着有吃有穿的生活;有百分之十到十五过着少吃少穿的生活,这一类人还需要国家和农业合作社的帮助。全国平均起来,每个农民一年的农业生产净收入,大约有七十元左右,合到每个农户一年的收入大约有三百元左右。这里所说的农业生产净收入,不仅包括农民从生产合作社分配到的收入,同时也包括农民个人经营的农业生产的收入。当然,全国各地农民的收入是不平衡的,贫瘠地区每个农民的收入比七十元的数目低,富庶地区每个农民的收入比七十元的数目高。1956年职工全年的平均工资是六百一十元,比农民一家人的全年平均收入高一倍多。如果只从收入的货币数字比较,似乎工农生活确是很悬殊。但是,如果将城乡不同的生活条件估计在内,情况就不同了。在农村维持有吃有穿的生活水平,从全国来看,大约每人每月的平均开支只需要五元,在城市维持同等的生活水平,却需要十元。因此,我们认为,工农生活水平虽然有差别,但是并不过分悬殊,而且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因而在工农生活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差别,也是应该的。在过去几次工资改革中,我们对于壮工、杂工、学徒工和一部分临时工的工资标准规定高了一些,这是很大的缺点,应该改正。农民对这部分职工的工资过高表示不满意,也是有理由的,但是,这同那种故意夸大工农生活悬殊,借以挑拨工农关系、破坏工农联盟的恶意攻击,是没有丝毫相同之点的。今后对于这部分职工的工资标准,必须因地制宜地结合当地农民生活情况,分别加以规定,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体上保持平衡。我们还应该向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工业是不能孤立地发展的。工业的原料和工业产品的市场,职工生活消费资料的供应,很大部分依靠农业的增产和农民的支援。在广大农民生活水平还不能很快提高的情况下,工人对于生活的改善也不应该提出过高的要求。

　　有人说,高级工作人员和低级工作人员的待遇也悬殊太大了。如果这个意见是指目前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工农的生活水平还很低,因而高级工作人员和低级工作人员的待遇也不宜差别太大,那么,这个意见是对的。如果这个意见是指不同性质的劳动不应该在待遇上有一个合理的差别,那就不对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相适应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对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国家所付给他们的报酬还应该有一定的差别。取消这种差别,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业务、技术水平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既要反对悬殊太大,又要反对平均主义。在去年工资改革的时候和工资改革以后,为着适当地缩小高级工作人员和低级工作人员的工资差距,国家对于企业领导人员和国家机关高级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曾经先后采取了控制或者降低的措施。今后对于高级工作人员在工资方面、在住房和医疗等方面以及供给制残余的不合理现象,将继续采取措施,逐步地加以调整和解决。至于有人故意夸大高级工作人员和低级工作人员待遇上的悬殊,甚至把领导人员说成是"剥削者",如果他们不是极端幼稚无知的话,那便是别有用心了。下面我想对于劳动就业、工资制度、学徒制度、人民文化生活等几个问题讲一些意见。

　　关于劳动就业问题。

　　解放以来,经过逐年的努力,如前所说,全国职工增加了一千三百万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安置。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招聘工作,去年进行了登记,今后将按照他们的学识专长和他们的生活情况,分年逐步地加以安排。解放以后,人民的生活安定了,社会的医药卫生工作加强了,社会救济和职工福利的事业发展了,因而人口的增殖率有很大的增长。但是,我们的工业还很落后,国家机关和工业企业的职工已经增加过多,今后每年只能根据生产和事业发展的需要,吸收必要的人员。因此,在很长的时期内,劳动就业的主要方向仍然是参加农业劳动。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也将是劳动就业的一个辅助方面。最近上海、江苏、广东等地方劳动部门因地制宜地积极帮助将近一万多失业人员参加了手工业、服务性行业和各种社会辅助劳动,这是一个好经验。今后还应该提倡由社会团体和群众自己想出各种办法,扩大就业范围,协助国家解决劳动就业问题。在社会福利事业方面,也应该发挥社会团体和广大群众的力量,提倡社会团体和群众之间的互助,举办各种社会福利事业。最近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所介绍的各种群众性的互助互济办法,是有成效的,应该提倡和推广。

　　关于工资制度问题。

　　工资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产和分配的问题。它体现着工人阶级内部、产业之间、地区之间、各类人员之间的关系,也体现着工农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些方面的关系需要合理的安排,而旧的不平衡和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不平衡和新的矛盾,这就必须不断地加以调整和解决。

　　解放初,我们国家的工资制度是十分混乱的。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资制度,是轻重倒置、高低悬殊、极不合理的,它反映了旧中国半殖民地经济的畸形发展,也反映了旧中国各派经济集团和统治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同时,许多老干部和工作人员还实行着老解放区的供给制度。工资制度上的这种混乱状态对于统一的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事业是完全不相适应的。经过1950年、1952年、1956年几次的工资制度改革,我们已经初步地建立了大体上适合我国情况的工资制度。但是,它还很不完善。在工资等级制度、计件工资制度、学徒制度、津贴制度、奖励制度方面,在劳动保险、公费医疗、福利费等等职工福利待遇的规定方面,都还有不切合实际和不够合理的地方,需要我们继续加以改进。在工资改革工作中,也还存在着不少缺点。我们在学习社会主义国家先进的工资工作经验的时候,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够,对待中国原有的工资制度中有用的经验,还缺乏慎重的研究,甚至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这是应该引为教训的。

　　关于学徒制度问题。

　　对于解放前的学徒制度,它的封建性的陋规是应该否定的,但是,关于学徒学习的期限、学习的内容、学徒的待遇以及酬师制度等方面,有许多好的经验,我们却应该慎重地加以研究和吸取。现在所实行的短期技工训练班和短期培训学徒的办法,值得我们重新研究,并且加以改革。经验证明,短期培训出来的技术工人,大都技术知识很窄,缺乏多方面的独立的作业能力。同时,由于学徒期间待遇过高,学习期满后升级太快,升级考试制度不合理,因而容易造成青年工人忽视生产实践经验的倾向,甚至在一部分青年工人中间滋长着骄傲自满的情绪。他们把掌握生产技术知识看成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尊重老工人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刻苦钻研得来的技术经验,不虚心向老工人请教学习,这种现象已经影响到新老工人之间的团结和师徒之间的合作关系。我们必须耐心地教育青年工人,使他们懂得,多方面的熟练的生产技术绝不是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中间能够学到的,必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间,经过不断的勤学苦练才能够逐步地掌握。老工人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不仅他们的技术经验是丰富的宝贵的,而且他们的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也是丰富的。他们曾经长期在旧社会里过着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生活,他们也亲身体验了新社会的平等的幸福的生活,因而他们最懂得应该怎样珍贵和保护革命的胜利成果。青年工人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是未来的美好生活的创造者。但是,他们还年青,他们的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还很少,因此,向老工人学习,在生产实践中锻炼,是今后青年工人提高阶级觉悟和生产技术知识的主要方法。同样,在农民中,也应该教育青年农民尊重老农,虚心学习老农的生产经验和政治经验。在知识分子中,应该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尊重老科学家、老教育家、老工程师、老医生、老作家、老艺术家,虚心地学习他们多少年来经过刻苦钻研所积累的学识和经验。

　　(《人民日报》1 9 5 7 0 6 2 7 第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