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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中国人文的重建
时间:2012-07-02              字体:

  “中国人文的重建”这个题目可以从很多观点来谈:可以从很笼统的观点来谈,可以从知识论的观点来谈,也可以从历史的观点来谈。我今天不想从艰深的知识论的观点来谈,我想先从结论谈起。本来我想用论式的(argumentative)方式,一点一点的讨论与证明我的看法;但现在我想先把我的结论讲出来,然后再谈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结论。

  什么是人文?

  首先,什么是“人文”?我们关于人文研究的种种,呈现着非常混乱的现象。什么是“人文”许多人都没弄清楚。甚至有人把“人文学科”(humanities)叫做“人文科学”,好像不加“科学”两个字就不觉得这种学问值得研究似的。我认为“人文学科”绝对不能把它叫做“人文科学”。当然,名词上的缠绕也不一定就是那么重要;但,如果我们可以使用一个比较恰当的名词来指谓我们所要指谓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应该放弃那个比较不恰当的名词。事实上,“人文学科”与“科学”是有很大差别的。那么,究竟什么是“人文”呢?为什么有的人-当然不是每个人-愿意研究“人文”里面的一些学问,而不愿把“人文学科”称做“人文科学”呢?简单地说,答案如下:因为我们是“人”而不是“机器”。因为是“人”,所以有特别对自己的要求;因为我们是人,所以要肯定人的价值,找寻人的意义。可是用什么办法来找寻人的意义,用什么办法来说明“人”有意义呢?

  假如有人问这个问题的话,我的第一个答覆就是:“因为我们想找寻人的意义,所以要找寻人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要解释这一点,我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大家都知道柏拉图写了许多“对话录”。其中有一篇叫做“米诺”(Meno),是记述米诺与苏格拉底的对话。在这篇“对话录”里有一段交谈的大意如下:苏格拉底说他不知道道德的意义是什么,因此,他要找寻道德的意义。他常常到市场裹去找些年轻人问:“你们活着为了什么?”

  有的年轻人就开始回答他的问题。苏格拉底然后继续问下去,等到年轻人没有话讲的时侯,他就再找另一个人问,这就是西方最有名的,苏格拉底的教学方法。但是,米诺却反问苏格拉底:“你是不是在找寻人生的意义呢?”苏格拉底说;“对,我是在找寻人生的意义。”米诺问;“你现在是否已经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苏格拉底说:“我还没有找到人生的意义,我正在找寻人生意义的过程当中,我希望能找到人生的意义。”米诺说:“你既然还没有找到人生的意义,只是在过程当中,那么你如何能找到人生的意义?假若有一天有人告诉你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而他的答案是正确的,可是你如何晓得他的答案是正确的呢?你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来鉴别那是正确的答案呢?”这个问题是柏拉图“对话录”里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涵义(implications)的探讨在西方思想界起承转合几千年,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最近几十年由于博兰霓(MiChael Polanyi)的哲学的工作,又重新发扬起来。这个问题的细节牵涉到非常复杂的知识论的问题,今天在这个场合不适合一点一滴地用论式的方法予以细致的解释;不过,这个问题所涉及之确切涵义是很重要的,可以简单地提示出来。

  当我们想找寻人生意义的时侯,这找寻的本身已经蕴涵了人生有意义;要不然,假定人生没有意义,为什么还去找寻呢?换句话说,这个找寻的活动已经蕴涵了对人生意义的肯定,这是第一点。其次,这种找寻的活动已经蕴涵我们已经得知了一个方向,我们虽然不一定对于人生的意义已经有了精确的了解,但我们已经有了方向,所以当你觉得人生应该有意义,或者在你找寻人生意义的时候,事实上已经蕴涵你已经对人生的意义加以肯定了,而且已经相当地知道人生意义的方向。易言之,当你找寻人生意义的时侯,已经“知道”人生有意义了。要不然,没有办法找寻,也无从找寻起。假若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则“人文学科”所关心的问题,基本上是无法用“科学方法”、或是一般人所了解的“社会科学”来解答的;虽然,社会科学的成果可以做为“人文学科”工作人员的参考。什么是“社会科学”呢?社会科学也与人有关系,但是观点不一样;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的社会,是关心人际关系的一种学问,是要了解一?人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在什么规律,什么秩序之下大家容易生活在一起;在什么情况之下,不容易产生秩序,大家不容易生活在一起。这种学问与追寻人生意义的学问或创造活动是非常不同的。换句话说,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functions)与“功效”(effects)(有人说,社会科学也关心“价值”【value】;但,实际上,这种“价值”也只是“功能”而已),所以社会科学并不触及人类活动本身的意义,因此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找寻人生的意义,是办不到的。那么,什么学科和创造活动与找寻人生的意义有直接的关系呢?哲学、文学、注重人文学科方面的史学、宗教、艺术(包括音乐、舞蹈、雕刻、绘昼等等)的研究与创造活动,才是与找寻人生意义有密切关系的活动。

  当我们对于上述各种人文学科进行研究或在人文的领域内进行创造活动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呢?换句话说,我们用什么态度与方法才能使这种活动比较丰富,比较有成果?

  中国人文内在的危机:权威的失落

  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我想先谈谈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

  对我们的环境我们应该有一个历史的了解,这样,对我们所愿意进行的各种活动容易产生比较有效的办法。我想很少人会不同意我下面这个看法:我们的“人文”实在是处于极严重的危机之中;而这个危机是双重的,它有内在的一面,也有外在的一面。内在的危机方面甚多,现在我想特别讨论一点,也是比较主要的一点,那就是“权威的失落”。

  “人文学科”的工作必须根据权威才能进行,不能任凭自己进行,如果一切皆由自己从头做起,那只得退回“周口店的时代”。(这裹所谓的权威是指真正具有权威性的或实质的权威【authoritative or substantive authority】而言,不是指强制的或形式的“权威”【authoritarian or formal authority】而言。)我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譬如你现在对文学特别有兴趣,你想做一个文学家,做一个小说家或诗人,或做一个研究文学的学者。那么,你如何开始呢?如何进行呢?首要之务就是:必须服从你所心悦诚服的权威,如果你不根据权威来进行,就根本没有办法起步。首先。你必须先服从语言的权威,这在美国就有很大的困难。(我所接触到的美国的各种现象和我所接触到的国内的各种现象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也有许多彼此非常不一样的地方。美国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很多年轻人不会英文。现在一般美国大学几乎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学生连情书都不会写,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写,每一句话里都有文法错误。而且他们脑筋里没有什么语汇,只会几句口头上说的话,稍微要表示一点自己意思的时候,就会犯文法的错误。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复杂,诸如美国人反对学校里教文法,对“进步的观念”很是误解,以及电视的影响等等。)一个人如要写文章,一定要能驾驭语言,那么语言才能做很好的工具。如何使语言成为很好的工具呢?第一,要相信你的语言是对的;第二要服从对这种语言有重要贡献的人的权威性。以写中国旧诗为例,你必须承认李白、杜甫写得好,晚唐的李贺虽然有些问题,但也不失他的权威性。服从了某些权威,根据这些权威才易开始你的写作。假如像美国一些年轻人那样,连文法都不相信的话,那么起步都不能,当然做不了诗人了。假如你耍写小说,就必须学习如何写小说。我们中国人特别聪明,有些在高中的少年,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和老师的启发,就可以驾驭我们非常困难的语言,就可以写出很漂亮的中文来。但是,他们却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作品没有什么内容,写来写去还是那几句很漂亮的话。很可惜的是,一些成名的作家却一直停留在这种青春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服从过深厚的权威,没有根据深厚的权威来演变。大家要是看过托尔斯泰的小说,如果看过杜思妥也夫斯基写的(卡拉马助夫兄弟们)的话—我相信在座的朋友当中一定有人看过这些小说—就会晓得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当你真正要写小说的时候,当你真正欣赏别人写的经典之作的时侯,当你发现那种经典之作真是了不起,那些着作就很自然地变成了你的权威,那么,你就能根据你所信服的权威一步一步地演变,为自己的工作开出一条路来—当然你不一定要一直完全信服那些权威,更不必也不可重复别人写的东西。然而,我们只能在“学习”中找寻“转化”与“创造”的契机;而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根据权威才能进行。

  可是,我们中国的人文世界中就是缺乏真正的权威;我们中国就是发生了权威的危机。为什么呢?最主耍的原因是:我们中国好歹发生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主要的一面是反传统的思潮,经过这个思潮的洗礼以后,我们传统中的各项权威,在我们内心当中,不是已经完全崩溃,便是已经非常薄弱。当然,有些人觉得传统了不起,听说有些研究所的老师收学生的时候,要学生烧香,向他磕头。这只是一个显着的例子,其他同类与不同类的例子也很多。然而,那种非常没有生机的活动,那种使人觉得“疏离”(alienating)的活动,那种与现在生活习惯距离很远,非常勉强的活动,实在不能产生真正的权威性,不能使人心悦诚服,不能使人对“权威”产生敬佩之心,不能从敬佩之心中根据权威来发展自己。另外,当内在的权威发生深切危机的时候,有些人发生一种情绪的冲动:自己传统的崩溃使他内心很烦躁,常用并不能言之成理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传统。这种勉强的、以情绪为基础硬搞的办法,常常不是发荣滋长的途径,不是很有生机的办法。首先“硬搞”在理论上常常站不住脚;其次,在实际环境中常常会使得别人发生很大的反感。所以常使维护傅统与反对传统的两派产生强辞夺理、相互争论(polemical)的关系。这样并不能对维护传统这件事产生实质的页献。这种办法很难使传统在现代的环境中发扬,用我的话来讲,很难使传统达到“创造的转化”的结果。

  了解外国文化之不易:以检讨对西方“理性”与“民主”的浮泛之论为例

  当然,有人会说,内在权威的确失落了,不太管用了;不过,我们有外来的权威:有沙特、佛洛依德,有外国的学者与思想家可以做为我们的权威。

  可是,大家要晓得,了解外国文化,谈何容易?把外国的东西当做权威,常常会变成口号。我来举个实例,大家就会了解:西洋从第二次大战以后,花了许多钱去训练研究中国的学者。拿美国来讲,已经化了几千万美金,或几亿美金(详细数字我从前看过,现在已记不清)来训练许多研究生去从事中国历史、文化、政治及其他方面的研究。现在已经有许多人可以看中文,跟你说中文,到饭馆吃饭用中国话点菜。但是,我们平心静气地看一看美国人的着作,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有多少美国学者的着作真正对我们中国文化的精微之处,对我们中国文化的苦难,对我们中国文化起承转合、非常复杂的过程,与因之而产生的特质,有深切的、设身处地的了解?我可以说,非常、非常之少。谈到这裹,有人也许会说,美国人当然不容易了解我们了;我们是一个几千年的文化古国,他们怎么能够很容易地了解了呢?何况,化钱办教育与思想的境界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深刻的思想不是金圆可以买得到的。他们的学术界,深受实用观点的影响,为了实用而了解,当然不易深刻。然而,反观我们自己,自清朝到现在,要了解西洋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中,对西洋的态度也产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而且在来自西洋的专业学问上,也有人已经获致杰出的成就;然而,我们平心静气地自问一下,我们对西洋文化的精微之处,对它的苦难,对它起承转合、非常复杂的过程,与因之而产生的特质,又有多少深切的、设身处地的了解呢?我也可以说:非常、非常之少。

  例如,多年来,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包括终生崇拜美国文明的胡适,主张新传统主义的唐君毅,以及许多主张行为科学的、甚至一些提倡人文研究的年轻的一代,都一致认为西洋文明是注重理性的。这种看法,从粗浅的观点来说,也不是一点都不对,但“理性”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却不能从他们底着作中看到确切的解释。可是,韦伯(Max Weber)经由精微的分析以后却说,西洋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主要是来自“工具理性”,这种“工具理性”是自喀尔文教派反理性、不人道的“宿命论”衍变而来。易言之,“工具理性”背后的动力是一极不理性的东西,而“工具理性”本身有许多面与“价值理性”不但根本不同,而且基本上是冲突的。“工具理性”的发展造成了西方今日社会与政治的“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形式化”,因之,导向个人的“异化”。所以,我们可以说“工具理性”发展的结果,从谋求合理的人生的观点来看,是很不理性的。韦伯底理论,此处无法细述。我在这里稍稍提出,只是要说明粗浅地指谓西洋文明是注重理性的这一看法,因为过分简单:无法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西洋文化的实质。

  从以上的陈述,我们知道了解另外一个文化是非常困难的事。把另外一个文化的一些东西当做口号是相当简单的,但口号式的了解并不是真正的了解。这种口号是一种很做作的、不自然的、反映我们内心问题的假权威,而不是真权威。台湾文学界从前流行过“现代主义”,听说现在在台湾教英美文学的先生们,有人还在提倡所谓“新批评”(New Criticism),这些随便把在外国环境当中因特殊的背景与问题而发展出来的东西当做我们的权威,实在是没有根的。这种办法的结果是:可怕的口号变成了权威。这样自然产生了我在别处提到的,“形式主义的谬误”(formalistic fallacy)。当你觉得有几个口号对你很有用的时侯(例如“现代主义”中的那几个口号,“心理分析”的那几个口号),而不知那些口号所代表的观念的复杂性,和它们在特殊历史情况下演变出来的性格;亦即把外国的一些观念从它们的历史的来源中切断,断章取义地变成了自己的口号的时候,自然就会犯“形式主义的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