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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玄:国企改革要进行更深入更彻底的市场化
时间:2012-07-04              字体:

  摆正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

  中国经济时报:最近,《求是》杂志发表署名为“国资委党委”的文章,题为《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文章明确指出,要深入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国企改革,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使国有资本更多地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具有优势的行业集中,向大企业大集团集中,向企业主业集中。同时也要吸收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此,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刘小玄:我觉得我们有些概念还需要澄清,国有经济到底是什么含义,必须弄清楚,否则,许多问题就没法讨论。一般理解,国有经济大致有三个含义:一是传统的国有经济,即与计划经济相关联的,这是我们在改革前所经历过的。二是官僚资本主义性质的,即与政府垄断、官商一体相关联的,这也是中国早期经历过的,例如洋务运动,1949年前的某些阶段。三是国有经济在市场失灵下行使其补充职能,在市场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在某些自然垄断或某些外部性效益很大的部门,国有经济则可以比私有经济能够更有效地提升社会福利最大化。在这个意义上,我想,第三种范畴的国有经济,应当是我们的发展目标。

  还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白,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究竟还要不要搞市场经济,如果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是明确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如何摆脱原来固有的计划经济思维方式,摆脱以政府垄断为目标的政商合一的取向,真正摆正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而不是一味地强调发展国有经济,这才能获得全民最大化福利的社会发展。

  如果这个关系没有处理好,我们说理直气壮地发展国有经济,就缺少了一个基础,即在什么基础上发展国有经济,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发展国有经济?还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发展国有经济?或是依靠官僚垄断来发展国有经济?如果不把这个问题厘清,我们的发展就会走向歧途,我们的经济结构就会越来越畸形,各种矛盾就会越积越多,最后就会陷入难以摆脱的经济困境。

  国企利润不是靠竞争力取得的

  中国经济时报:近年来,国企发展正面临“国进民退”和上缴红利太少等诸多争议。你是如何看这两个问题的?

  刘小玄:国进民退是肯定存在的,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这种情况非常明显。有的人拿数字来说,国企有多少数量,民企增长数量更快,单从这个数字看不出,要看垄断性的市场控制力,国企的垄断控制力不仅在所谓的七大行业明显增强,而且在所有领域都增强了,包括不少竞争的行业也得到了明显增强。在竞争行业,市场控制力增强就意味着你的垄断地位增强。尤其是这种垄断不是靠竞争力取得的,而是靠行政干预、靠优惠政策待遇、靠与公共权力的特殊关系得来的,在这样的政企不分、政商合一的基础上,一些国企获得了垄断性的市场地位与大规模的经济扩张,显然是不合理的。如果是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靠创新得来,那么无可非议,但是我们看到的却不是这样,更多的国企兼并是依靠行政力量去推动,去扩大它的地盘,靠银行雄厚的融资力量来支持这种兼并,靠国企的特殊背景和后台去大举扩张,兼并民企,这种扩张不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生产效率的增长,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垄断势力。

  至于上缴红利太少,也是跟“国进民退”联系在一起的。靠国家给予的垄断经营权,得到国家特许权保护的企业,自然就应该上缴红利,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里的上缴红利实质上就是国企得到的垄断利润或垄断资源的租金,而并非国企自己创造的价值的增值。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下,如果国企与民企完全平等竞争,没有优惠或保护,就不会发生“国进民退”的现象,国企与民企就会逐渐趋同化,统一在某种最有效率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制度框架下。那么,依靠合理竞争得来的红利,则应在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合理分配,这是公司治理的问题,也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行使的企业自身的权力。可是现在我们的情况并非如此,因此,上缴红利也是在目前国情下的权宜之计,是在行政垄断一时难以破除的特定情形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政策。

  中国经济时报:最近,“部门预算公开”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迄今,已有92个中央部门公布了2012年度预算。有人认为,国企就是企业,和政府部门不一样,公布财产不合适,也不必要。你怎样看待这种观点?

  刘小玄:就一般企业本身来说,不需要公布财产或预算,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公共企业、上市公司,就应当按照规定适当公布。我们看到,国企兼有公共企业,又兼有政府某种半官方的身份,又带有上市公司的特点,这样一来也就应该透明地公开信息,否则就不要打着国企的牌子。如果完全像民企一样的,不具有政府身份,经营管理者不是政府任命的,是靠自己提拔上来的,靠市场招聘来的,或者从事一种竞争的产业,完全靠竞争打拼,你当然可以有自己的隐私。

  国企作为全民所有的企业,是公共性质,如果不公布预算,谁知道里面是否存在黑箱操作。否则的话,国企的腐败问题就很难治理了。而民企有腐败不怕,因为有市场制约,如果贪污多了,企业就垮掉了,没有市场竞争力了,但国企可是用全民的资产作抵押的,亏了也不是自己的,因此腐败问题层出不穷是与国企的这种制度密切相关的。

  国企改制创造的价值比流失的多

  中国经济时报:众所周知,改革越是向前推进,碰到的阻力必然越大。那么,你认为当前的国企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阻力有哪些?

  刘小玄:现在的阻力比原来大。十年前阻力还很小,那时全国上下改革的呼声都很高,现在经过十年的沉淀,再加上改革当中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改革就停了下来,一停下来要想重新启动就不那么容易了。

  现在阻力很大,方方面面都有。首先,既得利益集团是最大的阻力,既得利益集团手里掌握着权力,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高额收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们不愿放弃这种市场控制权和垄断权以及不受监督的公权力,这就是改革的最大阻力。

  其次,我们往往把两种收入差距相混淆,一种是靠竞争、靠能力去打拼,靠勤劳致富造成的,这实际上是市场经济造成的差距,有些差距是合理的,有些需要适当调整即可。另一种是腐败造成的,是由公权力与市场的腐败交易造成的差距,这是老百姓最不满意的。现在人们往往把公权力腐败和不正当垄断造成的差距,与正当的竞争、合理的企业改革造成的差距混在一块了,这样有些老百姓搞不清楚其中的区别,受到了某种误导,觉得好像都是改革造成的收入差距或贫富差距,因而对改革形成了某种不利的舆论。

  实际上,从整体上来看,国企改制创造的价值比它流失的多得多。改制与不改制相较,我们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这一点简单地从改制前后的对比就能看出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来消除这些弊端,而不是因噎废食,这就需要政府拿出更多的勇气和智慧,才能切实有效地把改革向前推进,才能让改革为公众所接受。

  总之,从根本上来说,需要政府拿出一个综合配套的改革方案,能够公平地兼顾各方利益,让改革受损者得到必要补偿或赎买,让受益者能够通过公平竞争得到其利益,让社会保障充分发挥其“稳定器”的作用。只有这样,改革才能减少阻力,真正发挥其推动力的作用。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当前的国企存在哪些问题?

  刘小玄:国企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行政垄断。国企借助政府权力,获得市场支配能力,因而能够通过对方无选择的不公平交易获得不合理的高收入,这些垄断者的高收益,实际上来自非国企及其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来自消费者应有的剩余。这种行政垄断的结果,不仅造成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损失,也是目前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国企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很大。国企现在最底层员工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那些员工,而是外包的,是劳务公司派遣的,这些员工往往得不到什么保障,有的连最起码的失业保险都没有,工资也非常低。还有的国企,对于改制时的老员工采取了一推了之的方法,以至于到现在这批人还享受不到应有的权益,该落实的政策也还未落到实处。

  此外,国企缺乏创新能力。因为他们没有长期行为的目标,国企老总一般当一任两任,也就三年五年,最多七年八年,因而短期行为十分常见。短期行为的结果就是不愿创新。创新是需要长期行为的,不是说今年投入就能马上出成果,往往需要投入好几年,然后在较长时期才可能出成果。等到出成果的时候,原先的领导者就可能不在任上了。国企缺乏长期行为的目标,缺少核心竞争力,缺少品牌意识,缺少一种内在动力驱使其努力地去多创造企业的长期价值。

  下一步国企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更深入和更彻底的市场化

  中国经济时报:面对上述问题,你认为接下来的国企改革将如何推进?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刘小玄:我觉得比较好的切入点还是要从市场化着手。我很同意这种观点,即下一步国企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更深入和更彻底的市场化。

  市场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就会给每个企业做出一个合理的评价,你这个企业是不是应该生存下去,是不是可以扩大还是缩小,或者是消亡,市场会给出一个公正的评价。如果我们有一个公正的、合理的、公平竞争的市场,那么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市场来做出判断和裁决,而不是靠政府规定和干预。政府没有这个能力去裁决企业的好坏,而市场是有这个优胜劣汰的能力的。实际上说到底,市场的权力就是消费者的权力,市场就是让消费者投票,来决定这个企业是不是该生存。

  所以,我们要重新把市场化这个大旗打出来,这实际上又回到了十几年前那个改革的起点。这是目前能够被大众所接受、也能够被目前各级政府与各个企业所能接受的比较公平的一个口号。现在往往是,一提到国有企业改革,就说国有资产流失、可能会造成官商勾结把国有资产瓜分,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那改革就难以推动。可见,现在只能依靠更彻底和更公平的市场化来推进改革,不仅在产品市场,而且在金融市场,在劳动市场和经理市场以及在各类资源要素市场,在所有的市场都要做到以公平的市场规则为基准,而不是以政府权力为准则,这样一步一步地改,作为一种公平的规则来推动,公众更能接受,阻力也就会小得多。

  把民企当做一个完全平等的经济主体

  中国经济时报:此前,国资委以公益性与竞争性划定国企改革方向,对此引来不少争议。作为长期研究国企改革的专家,你认为,国企改革应该遵循哪种改革路径?

  刘小玄:公益一般是慈善机构做的事,不是企业做的,企业赢利是第一目标,否则就不用办了。不过现在许多企业也做一些公益,但这是辅助性的,不是他们的主业,也谈不上做了一点公益就是公益企业。如果说国企是公益性的话,那就跟它的目前定位不相符合了。国企强调它的竞争力,强调做大做强,这显然与公益性挂不上钩。当然,如果国企定位在市场失灵的一些领域,比如一般企业不愿做的,或者谁做了谁就可能亏本的,但是对社会公共利益是有很大好处的,这样的领域才叫公益性领域,这种事情国企应该做。但是我们现在的国企往往是亏本的不做,赚大钱的才做,不能因为赚了大钱的国企稍微拿出了一点小钱,做了一点公益,就认为他们是公益企业。

  公益性是对全民有好处,但对企业或个人可能是得不偿失的,这样的事政府应该做,责无旁贷,国企如果能做,那定会获得民心。问题在于,国企的收支不是透明的,老百姓没法判定它们从垄断得到的好处多,还是为公益做的贡献大,这可能永远都是说不清楚的事情。所谓产权不明晰,可能根源之一就在这里。

  中国经济时报:现在面临这样一个现实,就是民营企业发展面临困境,国家需要的时候就积极扶持,不需要的时候就撇开。

  刘小玄:的确是这样。改革以来对民企政策的反反复复,都证明了这一点。政府始终没有搞清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当是平等的,而不是后者是前者的附庸,同时,也始终未摆正国企与民企关系和他们应有的地位。

  现在要“稳增长”,不能像前两年那样,完全靠国家投资拉动,否则又会出现通货膨胀等问题,而是要靠民间投资,但民间投资可能不是那么愿意跟进投资,他们害怕了,因为他们觉得政府不是真正在尊重他们,不是平等地来对待他们,而是把他们当做一个工具,需要的时候就要,不需要的时候就丢开。

  总之,要真正尊重民企,把他们当做一个完全平等的经济主体,享有他们完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而不是由政府随意说了算。只有在一个真正独立的、不受干预的法律基础上,在任何企业,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享有完全平等的财产权利的制度框架下,民企才能够发挥他们的更大的作用,才能发挥其扭转经济畸形的积极功能。

  (刘小玄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