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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俄恰克图贸易兴衰之鉴
时间:2017-02-23              字体:       

  中俄之间的贸易源远流长,特别是清代以降,中俄贸易成为中国北方陆路贸易的主流。在中俄贸易中,主要商品有皮毛、茶叶、大黄、丝绸、瓷器等,随着17世纪茶叶逐渐成为俄国民众极为重要的日常饮品,茶叶在中俄贸易中越来越重要。此后,中国东南区域所生产的茶叶,从福建武夷山、湖南安化、湖北羊楼洞等地,途经鄱阳湖、汉口,河南赊旗镇、洛阳,穿越太行山,过太原、雁门关,出杀虎口、张家口,北上归化(今呼和浩特)、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直抵恰克图,开创了联通莫斯科和欧洲的“万里茶路”。这一连接东南中国与内陆亚洲,并达至欧洲的商路,造就了辉煌的“晋商”,催生了一批草原丝路名城,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当时中俄两国区域的民众生活,并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沿路国家的现代转型。

  恰克图贸易的兴起

  依托“万里茶路”所发展的商业城市中,“恰克图(布里亚特语:Хяагта,原属中国)”的位置尤为重要,其兴衰变迁也颇耐人寻味。恰克图位于色楞格河东岸,南距库伦约400公里,清初属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中左翼末旗辖内。康熙初年,大漠深处的恰克图,只是稍有聚落的草原小镇。1727年(雍正五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规定允许俄商在两国交界处进行零星贸易,此后,恰克图逐渐成为中俄贸易的“据点”。

  互市之初,贸易之处仅有零星商人,规模有限。后来中俄分别在恰克图建立固定市场“买卖城”,并派兵遣官,对集市进行管理。随着1756年俄罗斯停止传统商队进京贸易,中俄商贸的重心转向边贸,恰克图地位日趋重要。在商贸往来的推动下,昔日小镇很快发展成为“菊海以南,燕然以北,广裹数千里,商贾皆萃于此”的“朔漠之间一都会”。

  据俄国学者统计,1755—1760年五年间,恰克图的中俄商贸总额由837000卢布增加到1358000卢布,至1781年,商贸总额增至7470622卢布(【俄】柯尔萨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俄文版,第73-74页),这使得同期俄海关税收因恰克图贸易的繁荣也增收3倍。

  在恰克图贸易蓬勃发展时期,由于中俄之间的各种矛盾纠纷,导致清朝曾先后三次闭关停止恰克图商贸。1792年,在对前期商业活动严格规范的基础上,中俄签订《恰克图市约》,重开恰克图买卖城,此后恰克图商贸进入黄金发展期。

  恰克图贸易的衰落

  1851年,中俄订立《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通过该章程,西北地区开辟了伊犁和塔城两个市场,俄商在恰克图与中国通商的贸易格局被改变。此后,俄国通过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又取得了中国的海路贸易权和内陆商业特权,茶叶贸易的巨额利润使俄国茶商作为殖民势力深入到中国内地,在产茶区直接建厂制茶,进行贸易。在俄商直接采茶,沿江沿海经天津运输获利的同时,曾盛极一时的晋商在茶叶转运中,不但要在天津缴纳关税和厘金,而且在天津至买卖城的各个内地关卡都要缴纳一定的税金,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中国商人难与俄商匹敌,坐失其利,造成恰克图有行无市。1863年以前恰克图约有100山西行庄,到1868年仅存4个。恰克图贸易无可挽回地衰落了。

  对今天的启示

  当前,我国正在倡导“一带一路”建设,回望百年前以恰克图为标志的中俄传统商路兴衰,有几个值得借鉴和思考的因素。

  一是条约规范是商业活动的基础要素。在西方视野中,即便是明清时的中华帝国晚期,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础仍然是“朝贡制度”体系,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上的条约体系,恰是与“朝贡制度”不同的现代商业规则。然而,在恰克图商贸中,清朝并未将俄纳入朝贡体系中。作为重要双边关系的中俄关系最初主导形态就奠定在条约模式的基础上,《尼布楚条约》《恰克图市约》等早期的平等条约的订立,为商业繁荣奠定了基础。17621792年恰克图曾三度闭关,其原因恰如乾隆所指出的:“近几年俄罗斯等屡背原定条款,纳我逋逃,于我界内立栅,向伊等商人增加税收,以高价扰害我商人。”违反条约约定,是贸易中断的主要原因。在重开恰克图之后,条约规范推动中俄商贸蓬勃发展,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以及由此导致的商业贸易失衡,最终使恰克图商贸衰落,中俄平等的双边贸易也走向终结。

  二是和平环境是商贸各方获益的根本保证。恰克图商贸的繁荣,主因在于清朝平定了准噶尔部,帝国内陆的蒙古各部成为中俄贸易的重要枢纽及组成部分,区域和平为商业繁荣创造重要条件。蒙古各部作为清朝的地方代表,与晋商一道,共同参与到中俄贸易的过程中。与此同时,由于欧陆陷入拿破仑战争,失去和平环境,通往欧洲的海路受限,部分商业要素转移到陆地通道,又进一步推动了恰克图陆路商贸的繁荣。而恰克图商贸之衰,主因则是国内爆发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起初晋商虽能将茶叶产地自福建转至湖北等地,但是因战争而生的厘金重税,为晋商套上了沉重的商业枷锁,并影响到商业发展走向。

  三是商业贸易是文化交流和人民交往的重要方式。作为语言不通、风俗相异的两个国家,中俄间的早期交往,主要依赖于处在中间区域的蒙古人。在外交层面,蒙古文一度作为官方文字行用,在商业活动中,蒙古王公贵族等也参与其中。在以晋商为主的“旅蒙商”群体中,更流传着“一条舌头吃穿刚够,两条舌头挣钱有数,三条舌头挣钱无数”的谚语,三条舌头意味着能讲汉、蒙、俄三种语言。因商贸发展出的语言习得现象,正是文化交流的生动写照。

  中蒙俄商贸之路催生了张家口、归化城、库伦、恰克图等一批商业城市,形成了边地城市中蒙汉杂居的交流交融。晋商群体在贸易过程中,充分注意融入蒙地和俄商的风俗中,如遇有藏传佛教寺庙的法事活动,商人也踊跃捐款,参与其中。以茶叶为主的商品输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内陆亚洲各民族和俄罗斯人的生活方式,俄罗斯近代经济学家瓦西里·帕尔申在《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中写道:“涅尔琴斯克(尼布楚)的所有居民,不论贫富、年长或年幼都嗜饮砖茶……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

  如今,中俄贸易的茶叶之路沿途留下的珍贵历史遗物又成为商贸往来文化遗产的构成。这段辉煌贸易的过往记忆,成为周边国家友谊和平、共享未来,推动中俄在商业、贸易、文化诸方面发展的象征性资源。

  四是商业贸易在推动产业转型中的作用值得关注。19世纪初的恰克图商贸,在中俄贸易板块中具有重要位置。在早期恰克图商贸中,中国的大宗出口产品为手工业织作的棉布,俄国为粗加工的毛皮。然而,在贸易深化过程中,俄国逐步实现了由原料产品“毛皮”到工业制品“毛呢”的升级,而中国无论是贸易前期的主要产品“土布”,还是后来居上的主要产品“茶叶”,都是生产技术简单和附加值低的原料产品。这一商贸发展过程带动了俄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中国所出口的商品,尽管获利颇丰,但并没有带动国内原料生产的升级转型发展。同时,因需求拉动而在山地丘陵广泛种植的茶树,对环境生态也造成不良影响。

  如今,现代化的浪潮席卷全球,民族国家间的商业贸易形态逐步变化,但是,基于国家主权独立和平等契约精神框架下的商业贸易仍是国家间商业活动的主要形式。新时期“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蒙俄贸易走廊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过程中,相关国家都应抓住有利时机,利用当前和平和公平的商业环境,推动本国产业的转型升级,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