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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中心”格局中的战略革命
时间:2016-11-11              字体: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国际范围内的权力结构逐渐明朗:欧洲因战争破坏而陷入涂炭,美国因远离战场而保全实力,苏联因战争洗礼而潜力爆发。从北半球开始,进而拓展至全世界,美国和苏联的权力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趋势十分明显。尤其在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组织建立起来之后,除全面战争的军事手段,美国和苏联进入全面对抗。

  如果说欧洲五强之间是象棋的博弈,必将对方摧毁殆尽而胜出;那么,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博弈更像是围棋的博弈:是对圈定范围的争夺,不可能彻底消灭对方,进行“势”而非“力”的较量。导致博弈规则发生如此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美苏两国都看到了世界范围内在二战后的厌战情绪,率先挑起全面战争的一方一定失道,处于必败之局;二是美苏两国在二战后都是有核国家,核战争同归于尽的风险使双方不得不按照更加理性和谨慎的游戏规则行动;三是美苏两国的整体非核实力大致相当,权力的平衡一时之间难以打破。在博弈双方从下象棋到下围棋的过程中,至少出现了三点战略革命,这些战略革命的结果一直影响至今。

  从克劳斯维茨向孙子逻辑的转变

  以《战争论》闻名于世的克劳斯维茨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两个核心观点:摧毁敌方的军队是第一要务;要摧毁敌方军队就必须尽量促成主力决战,以会战的形式消灭敌方武装。这一军事战略思想从拿破仑战争时期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都主导着西方战争史,战争双方通常会寻求将主力部队部署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在会战中歼灭对方武装。

  然而,《孙子兵法》中的观点与克劳斯维茨的观点针锋相对:上兵伐谋,使敌方意志屈服是最高明的战法;以“全”争天下,不仅要保住自己的国家、军队和百姓财产的“全”,也最好能够保障敌人有生力量的“全”,这样才能得到所有人的拥护。孙子的逻辑是最好不用战争;如果不得已,则要尽量减少战争的破坏力。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克劳斯维茨立足于“破”,孙子立足于“全”。在军事战略的选择上,美苏两国在二战后基本不具备执行克劳斯维茨战略的条件,双方都进入了试图屈服对方意志而非摧毁对方力量的较量(上兵伐谋);都会以和平主义者自居(以“全”争天下),诱使对方侵略。1979年,苏联主动入侵阿富汗,成为众矢之的,正是没有按捺住战略冲动而寻求决战的潜意识作怪,重走已经过时的克劳斯维茨的老路,直接导致苏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迅速衰落。

  从拿破仑向孔子思想的转变

  拿破仑作为征服者,至今“余威震于殊俗”。尽管拿破仑战争中,法国通常作为被迫反击的一方,但那只是进攻者拿破仑受形势所迫的理性选择,一旦掌握主动,便倾向于以军事手段争夺霸权,如拿破仑对西班牙、海地、俄国的主动进攻。

  与拿破仑相反,孔子反对“不义之战”,倡导“仁”和“礼”的概念,事实上,这样的概念既是维护秩序的稳定器,更是一种对外战略工具。孔子构建的以“仁”为基本精神、以“礼”为行为表现的等级体系,是使非文明向文明主动归附的体系,是以自身文化吸引力获得真心臣服和融入的体系。与这种文化战略相比,军事征服不论从成本计算还是事后统治来看,都落入了下乘。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拿破仑立足于“去”,孙子立足于“来”。在文化战略的选择上,如前文分析,美苏两国在战后不具备进行直接军事对抗的条件,军事手段不再是首选,需要新的战略工具。出于对自身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自信,美苏双方都在意识形态领域追求对方阵营成员的主动归附,相当于围棋中的“提子”,双方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舆论战、宣传战、理论战、实践战,其文化战略交锋的激烈程度并不逊色于任何正面战场的军事对抗。

  从俾斯麦向韩非子战略的转变

  俾斯麦作为外交战略大师,在德国地缘条件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为德国编织了一张笼罩欧洲的外交“蜘蛛网”——所谓的大陆同盟体系,其作用不仅是要德国没有准对手,更是要德国在任何恶劣的外交条件下都有调整的余地和最佳的退路,后者的难度比前者难度更大,对外交战略的设计者和实践者都提出了超常的要求。

  与俾斯麦相反,韩非子从根本上鄙视外交的作用,他认为盟友极不可靠,国家安全必须依靠自己,提高自身实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法门。所谓“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完全体现出了韩非子在战略上的内向性倾向。韩非子认为将国运寄托于外交是危险的,外交不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境遇,还会给国家造成“已经安全”的假象进而误国。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俾斯麦立足于“外”,韩非子立足于“内”。在外交战略的选择上,由于两极体系中的两极在实力上占据绝对的超然地位,在各自阵营内可以发挥完全的主导作用,除了对个别大国的外交争取之外,世界被分为明确的两大阵营,留给两极发挥外交战略的空间日益缩小,美苏两国都意识到俾斯麦的成功无法复制。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美苏双方不约而同地转向内部升级,美国的升级体现在科学技术上的革新,而苏联的升级体现在意识形态上的革新。苏联的解体是美国科学技术革新成功和苏联意识形态革新失败双重作用的结果。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和苏联“新思维”几乎同时问世,标志着冷战的一大高峰,最终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并非外交战略的失败,而是内部改革的失败,完全印证了“其内也不固,其外也不达”的战略预判。

  尽管冷战已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结束,但是发生在其间的大国战略革命一直影响至今,几乎给后来大国打上了不可逆的战略选择烙印。首先,从“破”到“全”成为军事战略的共识。在当代,不论是任何武装力量之间的战争,是否“以全争天下”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确认“义”方与“不义”方的基本标准。比如,恐怖主义之所以会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与打击,正是因为它违背了这一军事共识,以“破”争天下。其次,从“去”到“来”成为文化战略的倾向。当代的主要大国塑造自身国际形象,弘扬本国文化的过程就是实施“以德服人”、追求归附的文化战略的过程。这种文化战略没有具体针对对象,没有固定战术模板,没有最终成功标志,但反对强力屈致,坚持以某种文化、价值、制度上的吸引力消除对抗,为本国营造好的发展环境。比如,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就是这样一种非暴力、致和平的文化战略,追求不“去”而“来”。最后,从“外”到“内”成为外交战略的潮流。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洗礼,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对结盟外交进行反思,许多国家意识到,集体安全同盟在一定条件下往往是升级冲突甚至点燃战火的罪魁祸首,更加理性安全的战略应该将国内治理放在首位,不设定假想敌,不实践对抗性外交战略,以本国人民幸福和世界和平为国家外交战略的根本目标,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前提下,将国内治理作为对外交往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