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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盎
时间:2017-08-28              字体:       

  袁盎(约前200年—前150年),字丝,汉初楚国人,西汉大臣,个性刚直,有才干,以胆识与见解为汉文帝所赏识。袁盎有较浓厚的儒家思想,强调等级名分、按“礼”行事,不能有僭越行为。为人敢言直谏,后因此触犯汉文帝,被调任陇西都尉,后迁徙做吴相。

  汉文帝的皇后窦漪房,也就是景帝时期的窦太后,为文帝生下了两男一女。大男立为太子,少男立为代王,后迁到梁地,称为梁孝王。窦太后是重情之人,有时溺爱子女未免过分,分不清家事国事的界限,对于小儿子梁孝王,更是“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也许正是揣测了太后的心思,汉景帝和弟弟一起喝酒,承诺“千秋万岁后传于王”,梁孝王虽然辞谢不受,但因为当时汉景帝并未立太子,心中还是窃喜的。  袁盎的担当  袁盎的悲剧 

  梁孝王并非等闲之辈。汉景帝三年,吴楚等七国反叛,梁孝王镇守雎阳,与吴楚联军对抗三月,立下赫赫战功。七国之乱后论功行赏,梁国扩大了地盘,成为“居天下膏腴地”的大国,北到泰山、西到高阳,四十余城多为大县。于是筑城、造宫殿,一切仿照天子格式,大肆招揽四方豪杰,暗地里制造兵器弩弓矛“数十万”,府内金钱百巨万,所藏珠玉宝器比皇帝还多。因为太后溺爱的缘故,梁孝王每次来长安入朝,都不受诸侯王滞留都城的礼仪规定限制,“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与皇帝一同出入,还能在上林苑打猎。就连梁孝王的随从也能够频繁出入天子殿门,和朝中大臣无异。

“(汉景帝七年)十一月,上废栗太子,窦太后心欲以孝王为后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关说于景帝,窦太后义格,亦遂不复言以梁王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辞归国”。

  窦太后要求立梁孝王的理由是“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意思是商朝王位传给弟弟,周朝传给嫡长子,其实都差不多。于是,景帝召集大臣议论此事。史记中记载了袁盎“关说”不能立梁孝王的理由:第一,商朝质朴,敬天事鬼,亲其所亲,所以立弟,周朝主文,崇尚土地,尊重本始,所以要立嫡长子以延续后嗣。汉代效法的是周朝,所以不能立弟,要立子。第二,商朝也不是一概而论,太子死后才立弟。第三,立弟为继承人容易引起混乱,比如弟弟死后,国家应该传给谁呢?传给兄之子,弟之子必然要争,最后酿成祸患,反而搞得家破人亡。春秋时期宋宣公不立子而与弟,弟死之后传回给兄之子,最后弟弟的儿子不满,结果刺杀了兄之子,这叫“小不忍则害大义”。袁盎等人把这个理由陈述给了窦太后,太后毕竟不傻,一听就明白了,将梁王遣送回国。

 

  袁盎是文帝时期的老臣,楚人,太史公评价其“仁心为质,引义慷慨”。早年因兄长袁哙推荐入朝为中郎,当时绛侯周勃为丞相,志得意满。文帝问袁盎对周勃印象,袁盎直言其是功臣而不是社稷臣,诸吕作乱而不能匡扶汉室,只是侥幸立功,现在面有骄色,应该好好敲打。周勃愤怒地说:我与你大哥那么熟,你小子竟然当廷毁谤我。袁盎不以为意。但是周勃罢相之后,国人上书告他谋反,满朝文武都不敢说话,只有袁盎力陈周勃无罪,最后周勃得释。

袁盎并非腐儒,也并非与宗室有仇。他在汉文帝时期上书建议削减淮南王封地,避免其野心膨胀,文帝不听,后来淮南王果然谋反被抓。袁盎又劝阻文帝不要用囚车押送淮南王入蜀,怕路途遥远、身体出现状况而落下杀弟的罪名,文帝不听,果然淮南王病死道中。为挽救人心,袁盎又提出将淮南王土地一分为三封给淮南王三子,一举平息事端,从此名重朝廷,也为汉武帝时期的推恩令埋下了伏笔。汉文帝在霸陵游玩,要求马车急驰下坡,袁盎就骑马赶上并排拉住辔头,认为“圣主不乘危”,皇帝不能自轻。汉文帝宠幸慎夫人,袁盎就有意不让慎夫人与帝后同席,劝文帝吸取戚夫人宠幸于高祖生前、高祖死后却被吕后做成人彘的教训。在吴国为相,他别的事情都不敢做,每天饮酒,就是不断上书劝吴王“勿反”而已。袁盎不论是争礼仪还是建议政策,始终是在为汉家的长远考虑,为皇室、诸侯王谋划长久。

  在劝说景帝收回成命的时候,袁盎其实已经处于半赋闲状态,每天在闾里小巷沉浮,斗鸡走狗,不太过问政事。只因他是前朝老臣,景帝常常向他请教国策。袁盎所讲不能让梁孝王继位的理由充足,既是替汉王朝的稳定长久考虑,也是从景帝、梁孝王两兄弟后人的福泽平安出发,可谓言之凿凿、推心置腹、情真意切、深谋远虑。纵观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很多,《古文观止》的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讲的就是郑庄公的母亲宠爱小儿子共叔段,甚至策划要弟弟推翻哥哥取而代之,最后导致母子、兄弟反目成仇的故事。而吴国的兄弟四人,倒是酣畅淋漓试了一把,长子诸樊传位给餘祭,餘祭传餘眜,餘眜想传给季札,结果季札发扬风格,逃去国外当闲云野鹤,于是吴国人推举餘眜的儿子王僚即位。结果诸樊的儿子阖闾不干了,认为要么传给叔叔,叔叔不干了应该是自己即位,轮不到王僚,于是找了刺客专诸刺死王僚,自己即位。季札回国后面对内乱的局面大哭一场,不无哀怨地说了一句“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这就是兄终弟及无法克服的制度短板。再联系赵武灵王在儿子之间搞平衡最后活活饿死、宋太宗继承宋太祖皇位后对太祖后人的迫害,不得不承认嫡长子继承制才是封建王朝家天下条件下风险最小、成本最低的制度,而袁盎是真正理解悟透了制度的精神后挺身而出加以维护的。

 

  徒法不能自行,最终要靠人来执行和维护。然而吊诡的是,历史上很多维护制度的忠臣,却得不到他们忠心辅佐对象的保护。袁盎的下场就十分令人寒心。梁孝王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当年抗拒七国之乱,梁孝王踞城苦守,派兵求援,太尉周亚夫出于全局考虑没有派兵援助梁孝王,虽然最后获胜,但从此埋下嫌隙。梁孝王每次上朝都和太后讲周亚夫的坏话,导致景帝对周亚夫越来越生疏,最后听信谗言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送入狱中,一代忠臣名将绝食而死。梁孝王对待挡自己天子之路的袁盎,更加不会客气,很快就派人去刺杀袁盎。袁盎的声望和风度让前几拨刺客不忍下手,直到最后一批刺客到来,袁盎自报姓名,从容赴死。刺客的剑留在了身上,有司勘验过后发现是新铸之剑,在长安的匠人中查访,很快得知是梁孝王的属下来铸的剑。于是景帝派人搜捕凶手,主事的两个属下公孙诡、羊胜逃到梁王宫中藏匿,最后实在保不住,梁孝王就令他们自杀,把责任推到了两人身上。景帝从此讨厌和疏远了梁孝王,但碍于母亲三番五次哭闹,也无可奈何,最后梁孝王病死,窦太后还埋怨景帝,说“帝果杀吾子”,甚至赌气不吃饭,直到景帝把梁孝王的五个儿子都封为王,才高兴地恢复了饮食。而忠心耿耿的大臣袁盎,自然就算是白死了。

  许是联系到自己因李陵之事因言获罪,而兴起身世之叹,太史公对这一段历史的感慨议论颇多。他引用前人的观点指出:梁王之所以野心膨胀,固然是窦太后偏心、景帝懦弱的缘故,但袁盎以外更无一人是男儿,那些尸位素餐的大臣们又何尝没有责任?最早景帝当着太后说要传位给梁孝王的时候,太后喜悦,但连窦太后的侄子、身为外戚的窦婴都看不下去了,大声说道:“汉法之约,传子适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帝约乎!”义正言辞,说得汉景帝哑口无言,太后下不来台。倘若朝中能多一些窦婴这样的忠臣,正言力争而不阿谀上意,也许早就能打消梁孝王幻想,也不会发生后来袁盎案的悲剧。

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好的制度要收到好的效果,不光要除恶务尽,增加坏人被发现的概率和付出的成本,也要有对好人的保护、申诉、救济机制,尽力避免因坚守正义而招致不幸,如此才能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惩恶扬善、移风易俗,使人见贤思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