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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觏
时间:2016-01-19              字体:       

  李觏(1009—1059,觏,音gòu),北宋江西建昌军长山人,自幼虽家境贫寒,但敏而好学,涉猎广泛,长怀“康国济民”之志。科举失意后,遂放弃仕进,“市里无人识古音,抱琴归去隐山林”,一意“闭门求取圣贤心”,倾力兴学授业,名噪东南。李觏以教育立身,以著文立世,道德学问为士人楷模,终成“一代名儒,后学之师表”。

  “江西学派”的重要代表

  宋代学者通常把“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视为理学先驱,首倡此说的是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其实,欧阳修本人和李觏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胡适曾指出:“李觏、欧阳修、王安石一班人想从礼乐刑政一方面来做那‘自大其教’的事业”。胡适认为,北宋李觏、王安石和南宋陈亮、叶适宣扬的“乐利主义”,实为明清“经世致用”思潮的滥觞。“李觏是江西学派的一个极重要的代表,是王安石的先导,是两宋哲学的一个开山大师。”

  李觏的思想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特点。他合理地吸取了前贤的思想成果,经过改造,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元气本体论”思想,对人和万物的本原、起源、产生和演化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宇宙中的人和万物,都是根源于气,都是由阴阳二气相互会合、相互作用而产生和形成的;在阴阳未分之前,“太极”或“虚一”作为阴阳和合体的原始物质——“一气”,存在于宇宙之中,经过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等不断分化、衍变,而形成了人和万物,因此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主观来自客观。

  李觏从对先秦儒家典籍的阐发中,建构其儒家心性理论和人伦道德学说体系,把“礼”作为儒家核心价值观念的重心,以之统摄其余。李觏在《礼》学方面造诣颇深,史称其“学通《五经》,尤长于《礼》”。在李觏思想学术体系中,“礼”是其立论的基础。他依据自己的人性理论,提出了教化成善的道德学说,强调教育的促善作用,认为绝大多数人是可善可恶的,只要圣人君子施以教化,就会促其由恶变善,去恶为善。

  程朱理学认为“天理”是善,“人欲”为恶。而作为“北宋儒家功利学派的开创性人物”的李觏,则认为“人非利不生”“欲者人之情”,批评孟子的“何必言利”过激,指出“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重视义理与功利的结合,批判社会现实,力图革新改良,谋求国强民富,对王安石、陈亮、叶适、辛弃疾等都有过影响。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说:“宋代政治思想的重心,不在理学,而在与理学相反抗之功利思想。”学者王国轩指出:“李觏在复兴儒学方面是有功的,他用仁义礼智信节制慈悲普济,排斥报应、空洞见性等佛学学说,重视经学,特别是重视《易经》和《周礼》……李觏比较重功利,强调义理和道义合一。”     李觏的经济思想,是以《周礼》为思想基础,汲取管子、商鞅、韩非等富国强兵、重农抑商的主张。他从实际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这一基本观点出发,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他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富国策》),治理国家的基础,是经济,是物质财富。所以,他反对把实际物质利益和道德原则,即“利”和“义”对立起来。李觏认识到物质财富多寡不均的症结所在,是土地占有的不合理。为了拯救北宋日趋贫弱的局面,缓和阶级矛盾,他写了《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各十篇,阐述自己富国、强兵、安民等主张。

  北宋变法先导

  李觏虽未身居高位,然所著之书、所立之说,皆为从大处起论的“真医国之书”,力求“康国济民”。《东都事略》赞李觏有“昌国强兵之学”,胡适则说他是王安石变法思想的先导。

  至仁宗时,北宋内忧外患频仍,变革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和追求。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旗帜鲜明地提出裁减冗官、任用贤能、强调民生、建构新制的改革主张。胡瑗、孙复、石介、李觏同游于范仲淹门下,同以强烈的忧患意识支持范仲淹的改革主张。李觏更是新政的积极拥护者、理论倡导者,“常愤疾斯文衰敝,曰:‘坠地已甚,谁其拯之?’于是夙夜讨论文、武、周公、孔子之遗文旧制,兼明乎当世之务,悉著于篇。”在庆历三年、四年这两年间,李觏便写下了《周礼致太平论》《庆历民言》《寄上范参政书》《寄上富枢密书》等重要著述。其中的“开讳”“谨听”“防弊”“止幸”等篇目主张要广开言路,进纳忠言,远斥肖小;在“虑永”“备乱”等篇目中主张居安思危,商讨长治久安之策;在“损欲”“本仁”中主张仁爱爱人,禁尚奢侈等。李觏把学术探索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力图在社会改革之中展现经世致用之学,这从理论上为庆历新政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等人被逐出朝廷,李觏也只能继续“安心”于家乡的教书生涯。但在某种程度上,李觏在思想上对王安石变法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他们的经世治国思想,诸如政治主张、理财思想、人性观点都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都把“理财”作为政治改革的核心。王安石曾在致友人信中写到:“安石愚不量力,而唯古人之学,求友于天下久矣”“足下又以盱江南士大夫为无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与纳焉。”王安石作为熙宁变法的主持者,必然要吸取庆历新政的经验教训,李觏、王安石之间思想的沟通与承继是很自然的,何况他们还是邻县文友;李觏的高足邓润甫又是王安石变法的积极参与者;李觏的另一高足、侄子,官至枢密副使的李山甫也和王安石有很深的交往。

  终其一生,李觏都是坚持革新,支持变法派的,这源于他“康国济民”的伟大抱负,源于他的功利主义儒学思想。虽然这种抱负无法实现,但他把倡导新政,强国富民当作已任,一生为之奋斗,不愧为宋代社会改革的先行者。

  北宋著名文学家

  李觏20岁时文章即渐富盛名,生前已得到广泛推崇。宋潘自牧《记纂渊海》卷十一称:“李泰伯以文学名于时。”宋真德秀在《续文章正宗》中说:“皆宋文也。欧、苏、曾、王之作为多,间有范希文、李泰伯、刘贡父、曾肇及秦、黄、张、晁数篇,可谓精矣。”真德秀是理学大家,反对李觏非孟,但还是将其文章列入,其影响亦可见一斑。宋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一《评文》也把李觏列入文章大家之中:“山川旺气化入文章,噫,盛哉!有如王黄州之恪、孙泰山之义、石徂徕之厉、尹河南之简、欧庐陵之醇、苏文安之远、李盱江之锐、宋常山之峻、司马涑水之端、曾南丰之毅、王临川之整、苏东坡之浩……笔势骎骎与周汉轧,是岂区区模仿者之所能及哉?”

  李觏主张文以经世、致用为贵,所以他的文章内容充实,即使是解经之作,也常常以古说今,大胆指责时弊,阐发己见,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潜书》十五篇,即是出于“愤吊世故,警宪邦国”“以康国济民为意”纂写而成。《庆历民言》三十篇,更是“言言药石,字字规戒”的为民请命之作。

  李觏的其他文章,如书信、志铭、碑、记等,也都写得通达有识,逻辑性强,为人们所称道。在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他的经世思想时有流露。他的《袁州州学记》,起语不落俗套,立论警切,结构严谨,文笔稳健,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前人称他“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范仲淹荐李觏疏》),“在北宋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间,别成一家”(《宋元学案补遗》卷三)。

  李觏也是一位卓有才华的诗人,传世诗歌有330余首,他的诗歌在艺术上极力追求意境、辞藻方面的奇特。清人王士祯在《居易录》中曾称赞李觏的《王方平》《壁月》《梁元帝》《送僧还庐山》和《忆钱塘江》五首绝句“风致似义山”(义山即李商隐)。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指出,李觏的诗“受了些韩愈、皮日休、陆龟蒙等的影响,意思和词句往往都很奇特,跟王令的诗算得宋代在语言上最创辟的两家”。李觏既写有较多的吟咏自然景物和个人生活感怀之作,如《忆钱塘江》《咏竹》《乡思》《自遣》《勤学篇》《未中归赋》等;也创作了不少咏史诗,其近30篇此类诗作,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借古讽今,渗透了诗人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发人深省。

  尽管李觏的一生是短暂而平凡的,但他位卑未敢忘忧国,为“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而献言献策,一生著书立言不辍,所论字字切中时弊,涵察千古,游刃百家,宋仁宗称他“通于经术,东南士人,推以为冠”,范仲淹赞他“著述立言,有孟轲、杨雄之风义,实无愧于天下之士”。胡适对他更是称赞不已:“李觏是北宋的一位大思想家。他的大胆,他的见识,他的条理,在北宋的学者中,几乎没有一个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