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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立宪:是谁欺骗了谁?
时间:2013-07-12              字体:       

  清末的立宪运动近年来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虽然不断在修正前面落伍的观点,但是又提不出新的贯通整个清末立宪的观点和理论体系。于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版的几本关于清末立宪的“通史”,尽管过时的观点比比皆是,最近却又频频再版,俨然仍是研究清末立宪的前沿成果。其中一本,便是高放等著的《清末立宪史》。 

  本书作者在新版“修订、增订版跋”中说,新版在论断和观点方面作了六处修改。这六处修改的第五处是,“原书的第十三章标题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和清末立宪骗局的终结,现在把下半句改为‘清末立宪拖局的终结’”,“客观、公正地说,慈禧搞预备立宪不能完全是骗局”(第596页)。 

  改掉“立宪骗局”的说法,确实值得肯定。不过,原来的“骗局”之说并不是单一的观点,而是评价清末立宪的全局性的判断。新的研究成果虽然否定了“骗局”之说,却提不出新的框架。所以,虽然作者改掉了标题,但是改变不了整本书“骗局”说的基调,这就导致书中自相矛盾之处俯拾皆是。 

  譬如,书中谈到预备立宪谕旨时,说谕旨的精髓在于“大权统于清廷,庶政公诸舆论”,而且断言“后六个字不过是点缀性的陪衬”,而“其他诸如忧国伤时、济世救民等等美好的词句,都不过是一些欺世盗名的空话而已”(第123页);谈到《九年筹备清单》时,说它是“以欺骗为目的”(第233页);谈到清廷谕旨寄望资政院“上为清廷竭协赞之忠,下为庶民尽代议之责”时,更是宣称,“这前一句是真心话,后一句则是愚弄人民的假话。”(第370页)这些都和作者在跋中特意否定的“骗局”之说自相矛盾。 

  学术界对“骗局”的驳斥都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骗局”之说并非起源于学术界,而是来自彼时立宪派对清廷“假立宪”的指责。以“拖局”代替“骗局”,在学术上固然可以商榷,但既不能帮助我们理解“骗局”说何以能够流行,也没有对“骗局”说构成真正的批判。 

  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与其说是清廷欺骗了立宪派,不如说是立宪派欺骗了清廷。清末立宪中,清廷本来就是被动的一方。立宪派说立宪好,清廷就搞预备立宪。立宪派说预备要有年限,清廷就搞九年计划,定于1916年成立国会。后来立宪派说要马上开国会,清廷这回没答应,立宪派便纷纷指责清廷假立宪欺骗人民。可是,清廷从来就没答应过马上开国会,欺骗之说又从何而来? 

  清廷说“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时候,对“大权”与“舆论”之间的和谐统一寄予了良好的愿望。可是掌握着舆论的立宪派动不动就拿“庶政公诸舆论”要求清廷按他们的意旨行事,一旦不从,就指责对方“假立宪”。“大权”与“舆论”冲突得水火不容,完全出乎清廷的意料。而且,确确实实是立宪派先拿“舆论”当进攻武器,清廷才被迫拿“大权”当挡箭牌。况且清廷说的是“庶政公诸舆论”,而不是“庶政决于舆论”,其是非暂且不论,但清廷要求控制“大权”的意思说得很明白。欺骗之说又从何而来? 

  资政院弹劾军机案,清廷以为“议院得自由弹劾而无强政府以必行之权”,这才叫“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东方杂志》第五年第一期)。立宪派以为“权之云者,谓夫合全国人民之意也”,而资政院“即为全国代表民意之机关”(《申报》1910年12月21日),所以,清廷的“大权”必须按照资政院的意思行事。弹劾军机不成,立宪派又纷纷指责清廷“假立宪”欺骗人民。其实双方各执己见,欺骗之说又从何而来? 

  皇族内阁成立后,立宪派又指责清廷“假立宪”,说“皇族不掌政权,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则”(《联合会呈请代奏明降谕旨另简大臣组织内阁稿》,《国风报》第二年第十三期)。立宪派口中的“立宪国唯一之原则”是个万能标签,当他们要求颁布宪法时,会说有没有宪法是“立宪国唯一之原则”;当他们要求成立国会时,会说有没有国会是“立宪国唯一之原则”;当他们要求成立责任内阁时,又说有没有责任内阁是“立宪国唯一之原则”。现在,这一标签又贴到“皇族不掌政权”上了。 

  可是,在皇族内阁成立之前,立宪派主张皇族不入内阁的言论虽然也有,但说的不多,更加没有上升到“立宪国唯一之原则”的高度。身为皇族的奕劻出任总理大臣,是立宪派预料中的事,他们也并没有从皇族不能入阁的角度表示强烈反对。所以,皇族内阁遭到强烈谴责,并不是因为违反了“立宪国唯一之原则”,而是因为内阁中的皇族和满族实在太多了。 

  皇族内阁的成立,与其说是要“假立宪”,不如说是清廷对权威丧失的恐惧,反映的是执政者的虚弱和稚嫩。到了清末,清廷中人才凋零,政府越来越腐败,而立宪派则人才辈出。以清廷的涣散、分裂和腐败,去欺骗充满热血、气势汹汹的立宪派志士,恐怕是太过高估了他们。从一开始就嚷嚷着被骗了的精明人,肯定不会吃亏,反倒是被骗了还帮人数钱的,那才是真被骗。在清末立宪运动中,清廷可谓不知不觉中被立宪派耍得晕头转向。 

  清廷之所以决定立宪,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后的报告很重要,而其中最重要的两份报告,一份是载泽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一份是端方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这两份报告极力鼓吹立宪的好处。载泽的密折中说,立宪“利于国利于民”,还提出了著名的立宪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渐轻”,“一曰内乱可弭”。端方的奏折猛批专制,说专制“则君主危”,一旦立宪,“君常安而不危”,“不仅常安而不危,且神圣不可侵犯之权亦载入于宪法中”。满纸的甜言蜜语说得慈禧终于动了心,决定实施预备立宪。 

  可是,这几份奏折是由立宪派的梁启超、杨度等人捉刀代笔的,这在当时的东京“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而这几份报告,要么是信口雌黄,要么是有意欺骗。“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谁能保证立宪真有这样的效果?事实上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短短几年,皇位就倒掉了,何来的“皇位永固”?而载泽的密折中还有“君主立宪”可以“巩固君权”之语,并以日本为例,称“凡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这些话如果真是出自立宪派之手,那绝对是赤裸裸的欺骗。而清廷在怀着“皇位永固”和“巩固君权”的美梦答应了立宪之后,很快又被立宪派精心炮制的一个个糖衣炮弹忽悠得找不着北。 

  立宪派糖衣炮弹的第一招是“君主不负责任”。梁启超说:“立宪政体,以君主不负政治上之责任为一大原则,其所以示别于专制政体者,惟在此点。”(《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六,第55页)立宪派说,立宪政体就是君主不负责任,君主不负责任好啊,人民不会怨恨君主,君主地位不会有任何危险。其实“君主不负责任”对君权的削弱,孙宝瑄早就说得很明白,“留一尊严不可犯之君,使为一国之代表,而阴削其权,归之于相,故相负责任,而君不负责任也”[《忘山庐日记》(上),第5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阴削其权”的“阴”就是表面上说得冠冕堂皇,暗地里则给你使绊。 

  国会请愿运动中,清廷屡次下旨拒绝请愿,立宪派说,“君主不负责任”嘛,谕旨经过大臣署名,都是大臣的责任,然后公然对清廷谕旨进行猛烈批判。从前不搞立宪的时候,哪里有人敢于质疑清廷谕旨。现在立宪了,君主不负责任了,发的谕旨却被批得七荤八素。 

  立宪派的第二招是“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神圣”一语,是立宪派鼓吹立宪时的口头禅,可是实质上,所谓“神圣不可侵犯”,在立宪派看来就是你是老大你靠边站,不要插手世俗事务。孙宝瑄说:“盖惟君是神圣不可犯,又不负责任,而议会专与内阁对待,于是国政有失,人民可与宰相抗争,较论是非,而天子不与焉。”[《忘山庐日记》(下),第1230页]这一观念也是立宪派约束君主的一道紧箍咒。 

  资政院弹劾军机案中,资政院要求清廷撤销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载沣下了一道硃谕,不答应,并特意不经大臣署名,表示由“君主负责任”,不和你们玩“君主不负责任”这一套。硃谕一出,资政院大哗,立宪派也大哗。议员刘春霖在资政院会议上很不客气地说,“本员昨日看这硃谕,似监国摄政王于立宪政体没有十分研究”,还说,“立宪国君主本立于安荣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摄政王要是知道,又岂有不愿就安荣的道理呢。”(《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第405-406页,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神圣不可侵犯”不是无条件的,君主想要“神圣不可侵犯”,就应该“就安荣”,“就安荣”就应该靠边站。 

  在中国传统中,君主的神圣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主是“人民”的代表,君民是一体的;另一方面,君主掌握着最高权力,“帝王的神圣性与权力的神圣性是一体的”(刘泽华:《从“天王圣明论”说“权力神圣观”》,《炎黄春秋》2011年第六期)。而自从鼓吹了“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主从前拥有的两方面的神圣性都没有了。以前君主是“人民”的代表,现在议院才是人民的代表;以前君主掌握着最高权力,现在在立宪派“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式的制度假设中,君主毫无实权,掌握最高权力的是议院。 

  所以,刘廷琛弹劾资政院时很犀利地说,资政院“使朝廷避专制之名,议院行专制之实。议决案件,必要求政府实行,是神圣不可侵犯,不在皇上而在议员”(《国风报》第一年第三十三期)。谁能代表人民,谁就能“神圣”,谁就能掌握最高权力,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大公报》反过来批评刘廷琛说,“区区以国民公仆之刘廷琛,而胆大于身,公然敢参我神圣不可侵犯之资政院,已足骇人听闻矣。”(《大公报》1911年3月1日)“君主神圣不可侵犯”说起来好听,实质上是用议院剥夺了君主的权力和神圣性。 

  立宪派的第三招是“万世一系”。中国人本没有“万世一系”的观念,日俄战争之后,立宪胜于专制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同时,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历史也成了说服中国皇帝答应立宪的诱饵。 

  1904年,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上书政务处奏请立宪,说日本天皇“万世一系”,所以,“立宪政体者,实所以尊君权而固民志”(《出使法国大臣孙上政务处书》,《东方杂志》第一年第七期)。孙宝琦的这次上书在立宪派中激起很大反响,但政务处并未予以转奏。到了1905年,慈禧召见端方,端方向慈禧鼓吹立宪,慈禧说:“立宪如何?”端方说:“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慈禧一听,乐了,说:“吾今乃闻天子亦有世袭罔替之目。”[《戊戌变法》(四),第313页] 

  慈禧同意了立宪,后来立宪派“得寸进尺”,又拿“万世一系”当诱饵。张謇在奏请清廷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时说,“万世一系”,“我中国历史之所从无”,而“立宪国何以能之”,那是因为有国会有责任内阁,所以,中国要设立国会成立责任内阁[《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154-155页]。 

  “万世一系”和天长地久海枯石烂一样,是需要精心去维护的一个极其脆弱的东西。然而,立宪派所想的,不是怎么去维护它,而是想通过甜言蜜语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一旦清廷不遂人愿,立宪派中的大多数人,包括张謇在内,对“万世一系”的海誓山盟早就忘得一干二净。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立宪派想要搞立宪,必须借助君主的力量。武昌起义之后,梁启超见君主立宪无望,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恨恨地说:“但使立宪实行,政权全归国会,则皇帝不过坐支乾修之废物耳。”(《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而康有为在武昌起义后仍寄情于君主立宪,只是换了个说法,叫“虚君共和”,并说:“虚君者,如存一神以保虚尊,如存一庙以保香火,名为皇帝,实不过一冷庙之土偶而已。盖仿英日之制以息争焉。”[《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151页,中华书局,1992年]这多少也道出了从前立宪派对君主立宪的真心话,“虚尊”、“土偶”之语,在本质上与“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没什么不同。所以,要说在清末立宪中,是谁在欺骗谁,又是谁欺骗了谁,这岂不是一目了然吗? 

  立宪派咄咄逼人地指责清廷是“假立宪”,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清廷腐败无能的不满;而能让清廷“欺骗”的罪名臭名远扬,那是因为清廷失去了控制力,而立宪派则掌握着舆论。至于立宪派为什么要去欺骗清廷,与其说是他们乐意这么做,不如说是他们只能借助专制皇权去推翻专制皇权,别无他法。立宪派对清廷的欺骗,并不是某个个人或团体的阴谋或阳谋,而是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而且,当某种舆论一旦成为了潮流,很多跟着潮流头头是道的人往往自己也真假不辨,更不用说“欺骗”清廷了。 (作者:丁业鹏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