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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德治是古代政治文明的最高表现
时间:2013-05-15              字体:       

  “为政以德”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命题,它是孔子在总结西周以来的“敬德保民”思想基础之上提出来的。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的德治思想是当时政治理论上的创新,这种理论经过孟子、荀子以及历代儒家传人的不断努力,其内容十分丰富,成了世界古代政治思想中最系统的、最进步的、最文明的政治思想体系。

  一、以人为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哲学前提

  孔子首创了人本主义的哲学体系,否定了传统的天命神学,把人从天帝、鬼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肯定人“惟万物之灵”,“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价值判断,把人作为关心和研究的对象。儒家认为,人惟万物之灵,人是宇宙中最宝贵的存在。《礼记·礼运》篇说:“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所谓“天地之德”者:“天以覆为德,地以载为德,人感‘覆’‘载’而生,是天地之德也。”天以覆盖万物为德,地以载负万物为德,人感应天地之德而生,因而具有天地的覆载之德。所谓“阴阳之交”者:“阴阳则天地也,据其气谓之阴阳,据其形谓之天地,独阳不生,独阴不成,二气相交乃生。”谓人秉父母之气而生也。所谓“鬼神之会”者:“鬼谓形体,神谓精灵。”即人是形体和灵魂的统一体。所谓“五行之秀气”者:“秀谓秀异,言人感五行秀异之气,故有仁义礼智信,是五行之秀气也。”说明宇宙万物和人都同由五行之气构成,但是,人所不同的是人所秉受的是五行之秀异之气,由此而异于宇宙的其他生物,而具有特殊的灵性。换言之,人是来于自然而高于自然的具有特殊灵性的社会存在。

  儒家认为,人在宇宙中处于中心的、特殊的地位。《礼记·礼运》还说:“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所谓“天地之心”者:“天地高远在上,临下四方,人居其中央,动静应天地。天地有人,如人腹内有心,动静应人也。”即人在宇宙中处于中心地位。所谓“五行之端”:“端犹首也。万物悉由五行而生,而人最得其妙气,明仁义礼智信为五行之首也。”即人与万物的根本区别,有仁义礼智信之道德。“食味”指人食五行(食物由五行之元素构成)之味。“别声”指人能分别五音(宫、商、角、徵、羽)之声。“被色”指秉五行之色而生。味、声、色为五行最显著的特征,人秉受这三种特性而生,所以处于五行之首位。这一点进一步充分说明了人高于宇宙万物,是宇宙中最宝贵的社会存在。

  “天地之性人为贵” 的人本思想,否定殷商以来的神本思想,这是中华民族也是人类认识史上的很大的飞跃,是很重要的理论上的创新。这一崭新的理论成果,从根本上改变了神主宰世界命运的传统,确立人在宇宙和社会中的位置,从而开启了中华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

  从以上的思想观点出发,对于国家的行政管理、经济管理以及文化管理的重心不是依靠“天命”和“神灵”而是要依靠人。人的价值得到了肯定之后,就应该研究人,认识人,要了解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把教育人和改造人作为执政者的重要任务。古人曾有言:“知人则哲”;《老子》也讲过:“知人者智”,说明认识人是一种高超的智慧,也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为了认识人,儒家的确下了很大的功夫,去研究人的本性,企图通过认识人的本性来认识人,所以出现了性相近、性善论、性恶论等等不同的人性论,其目的在于认识人,从而能更好地对人进行管理、控制与统治。不断地探索人的本性,是重视人的表现;对人的管理与统治建立在对人性的认识上,也是政治文明的表现。

  二、民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

  “人本”是对“神本”而言的,“民本”是对“官本”而言的。儒家在人本思想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民本的思想。所谓“民本”就是认识到人民、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统治者背离了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国家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会被人民群众用武力推翻的。

  《尚书·五子之歌》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社会真理;周武王借上天的口来阐明他的民本思想:“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西周著名的政治家周公说:“人无于水监,当以民监”,不但要把人民作为检验政绩的镜子,还要了解和关心民众的疾苦,“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依”,百姓内心和痛苦)”;“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 孟子的“仁政”理论也是以民本为基础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还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 在孟子看来,人民是宝贵的,不能忽视人民的利益和疾苦。孟子强调得民心的重要性,他说:“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矣。” 荀子引用古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儒家还强调:“国以民为,社稷为民而立” 。汉代著名思想家贾谊说:“闻之於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儒家政治思想最核心的价值。这一思想认定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在历史上凡是重视以民为本的统治者,他都获得了好的政绩,社会就会相对的平衡,社会矛盾就不那么尖锐,相反则会引起社会极大的动荡。以民本思想为核心价值的儒家的“德治”思想,表现出它极大的进步性和人民性。虽然民本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它有着很大的社会历史意义。

  三、“仁爱”是儒家德治的出发点

  “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仁”在《论语》中出现了109次。《说文》解释:“仁,亲也,从人从二”。即“仁”是表示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范畴,人与之间的基本关系是“相爱”,而不是“相贼”“相害”;人与人之间是合作的关系,而不是利害冲突的关系,儒家的德治思想正是以此为出发点。

  “仁”的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它的基本内涵是“爱人”。孔子的学生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时,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仁者,爱人。” “恻隐之心”即是同情心、怜爱心。孟子强调“仁”的内涵是“爱人”。孟子还把仁爱之心称之为“不忍人之心”。在《大学》的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之中的“明德”和“至善”,讲的是使人的天赋的善良的美德达到最完善的境界,讲的是“善”,它讲的是“仁爱”。

  在《中庸》中不但用“诚”来代替“仁爱”、“善良”,还把“诚”这个范畴提高到了宇宙本体的高度。它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人的本性是善的。仁即善。

  《周易》的乾坤之德亦是至善之德。“乾,元、亨、利、贞”。元,善也。亨,美也。利,利物也。贞,正也。天有善、美、利物、贞正之德。《彖辞》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谓大哉天德之善,万物赖之而始生。坤卦的《彖辞》也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谓至哉地德之善,万物赖之以生长。天地之德是至仁至善的,天无私而覆,地无私而载。乾卦《文言》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合也;贞者,事之干也”。即“元善”为“元、亨、利、贞”四德之首或统帅。“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君子实践了仁德,就能足以成为君长、成为管理者;“嘉会足以合礼”,君子有亨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君子利人(利物指利人)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有坚持正道之德足以办好事情。如果君子能实行“仁、礼、义、正”这四德,就合于天道了。坤卦的《彖辞》说:“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地之德施及于万物而没有边际。《象辞》还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善必有好报。仁爱和善良也是《周易》提倡的道德行为准则。

  “博爱之谓仁” ,唐代韩愈如是说。儒家把“仁民爱物”,“民吾同胞,物吾与(朋友)也” 的“博爱”思想施之于政,则就主张“道(導)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这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治理国家的路线是完全不相同的。儒家强调治理国家的要领是“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 “礼者,敬也。”把仁爱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人本特征和人文精神的突出表现。对民众的统治方法是柔性的,先要教育而后罚之,提倡宽猛相济,反对以暴虐的手段对待民众的暴政或苛政,这是古代是最为文明的治理国家的手段。

  四、道德教育是儒家德治的核心

  儒家十分重视教育,其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完全的人格,高尚的品德,来担当爱人济世的使命,所以把德行一科,放在政治、语言、文学等科之首,但是在智育方面也没有轻视放松的倾向。” 儒家强调,建设国家,治理人民,要以“教学为先”,而教育应该把道德的教育放在首位,人的素质最核心的是人的道德素质,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是培养人的道德素质的关键。对人的教育首先应该教育人怎样做人,只有学会了怎样做人,才能有益于社会,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因此他的教育内容的核心也是“仁”,要把人培养成为有仁德的人,成为志士仁人。所以,孔子强调对人要用道德加以教化,要导之以德,使其学会怎样做人,进而成为“仁人”。学会怎样做人,是培养人,改造人和自我修养的根本问题。儒家强调首先要“己立”、“己达”、“成己”,要“明德”,要“止于至善”。这是“修身”“明德”的基本要求,也是结一个人自我价值肯定。只有“己立”才能“立人”,只有“己达”才能达人,只有“成己”才能“成物”。所以,孔子在教育实践中,把“德行、语言、政事、文学”这四科中的“德行”一科,放在教育的首位,当然也不忽视文化知识的教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即孔子用历代文献,社会生活实践,对待别人的忠心,与人交际的信实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教育学生。“文”是文化知识,“行、忠、信”都属于道德教育的范围。孔子的德教强调“据於德,依於仁” ,要培养人的高尚道德和仁爱之心,使人具有孝悌、忠恕、诚信、刚毅、勇敢、自强、进取、勤劳、节俭、谦逊等品德。

  孔子还用“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来教育学生,《论语》中说的“游於艺”者指此。所谓“六艺”,指礼仪、音乐、射箭、驭车、书法、算术等方面的内容,它既包括了为人处世的教育,又包括了文化知识和实用技能的教育。孔子的三千弟子中,通晓六艺者,七十二人。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专用儒家的六部经典来教育学生,《六经》即:《礼》、《乐》、《书》、《诗》、《易》、《春秋》,这六部经典又称为“六艺”。

  《史记·滑稽列传》载:“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即孔子认为,这六部经典的教育功能是:《礼》用来调节人的言语和行为,所谓“立于礼”是也;《乐》用来抒发人的感情,使之达到和谐协调,所谓“成于乐”是也;《书》即是《尚书》,用来进行历史教育,使人们知晓历史;《诗》用来表达人们的善良思想感情,或者说《诗》以道和是也;《易》用来教导人们懂得并掌握事物变化的神秘莫测规律,或者说《易》以道阴阳是也;《春秋》用来教导人们通晓大义,或者说《春秋》以道名分是也。

  《六艺》或《六经》虽然各自的内容有所不同,但都包含着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和社会技能的教育,其用以治世、管理国家的宗旨却是一致的。

  儒家的德治的核心是通过道德教育使受教育者对社会的法律、社会伦理和家庭伦理都有自律性,自觉遵守社会的各种规范。儒家认为,要使社会成员遵守社会规范的基本道德是“孝悌”,有孝顺父母和敬爱兄长这样的德行,就能具有仁义之德了,有了仁义之德的人就能遵守社会法律的、道德的规范。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其为人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孟子也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有仁德的人必然能孝顺父母,有义德的人必然能忠于国君、忠于国家。儒家这种通过道德教育来培养成员的道德自律意识,使之自觉遵守社会规范的自律方法,比起通过他律的、强制的、暴力的手段来治理和统治人民要进步得多,这是对人的价值的一种肯定,也是对人这种特殊的存在的尊重,也是人本思想引伸出来的必然结论。

  五、儒家通过育人来育官,培养官德

  一个社会的政治是否清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国家行政机构的官吏或官员的道德。官员廉政勤政,遵纪守法,关心大众的疾苦,社会就能清明与谐和;相反,官员贪污腐败,寡廉鲜耻,社会就“无道”而不稳定,所以在儒家的德治政治理论中十分重视官德的培养。

  儒家认为,为政者的关键是要“正”,“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如果为政者自己身正,其所管辖下的各级管理人员以及民众就没有不正的。所谓“身正”就是指为政者的道德人格,它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勿从。”为政者自己“身正”,其人格影响力就能达及于下级和民众中去,他们就能够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而不需要命令他们去做什么,才去做什么;相反,为政者自己身不正,你下命令去强制他们做什么,他们也不会服从。孔子还说:“苟正其身矣,於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为政者自己身正,管理国家就没有什么困难,如果自己都身不正,又有什么资格去教育别人、端正别人呢?所以孔子说,只要为政者自己身正了,就能象北极星那样众星拱护在它的周围,得到民众的拥护。孔子在《论语·为政》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朱熹注释说:“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其象如此。程子曰:‘为政以德,然后无为’。范氏曰:‘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 按照朱熹的解释,“为政以德”就是无为而治。孔子也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论语·卫灵公》)这里说的“无为”是为政者的道德人格力,它与道家讲的“无为”是有很大不同的。为政者用他们的道德人格力来实施管理,发挥其人格的示范作用和榜样的功能,就像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样一种势态。就是说统治者、为政者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情操所形成的人格影响力,就象风一样所向披靡,无不折服。

  在儒家看来,官德最基本的是“忠”和“孝”。古代“忠”的核心是“忠君”。当时的君就是国家,所谓“联即国家”。为此就要求各级官员要忠于国君、忠于自己的职责、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对工作要尽心尽责,为忠于国君愿意肝脑涂地等。“孝”是忠的基础,对父母尽孝,对君对国家尽忠。移孝以尽忠是历来的统治者推行德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尽孝尽忠就是要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黎民百姓的疾苦。“孝”是一切德行的基础,“孝”的核心是对父母的爱,对父母都不爱的人不可能去爱别人,也不可能爱集体和爱国家。把对父母的爱推广出去,就是儒家的“推恩原则”,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用仁爱的德治方法来治理社会,就能达到好的效果。

  任何社会各级官吏都是国家机关的具体管理者,是管理的主体,黎民百姓是被管理者,是管理的客体。所以官员的道德素质和道德水平十分重要。以德治官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十分重要的内容。

  六、“富民”是儒家德治思想的最高价值

  “富民”也是儒家德治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孔子不但主张对民要“教之”,还要“富之”。孔子强调要“利民”“惠民”,“养民”,说“所重民食” ,要“因民之利而利之” ,使百姓“足食” ;强调减轻赋税和徭役,反对重赋,使百姓富裕起来。

  孟子强调“制民之产” ,使黎民百姓有衣穿有饭吃,衣食温饱,不受冻馁;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总而言之,要使百姓“不饥不寒” ,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

  荀子不但主张“利民”、“裕民”、“富民”、还主张富国。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多欲的,国家的政策就是要满足人民的这种欲望。当然人的欲望不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要加以节制,但是必须要满足人的基本的需求和欲望。所以,他提倡利民和富民,他说:“不富无以养民情”,因此,执政者必须要在奉行“裕民”的政策。他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彼节用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治理),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还说:“轻田野之赋,平关市之征,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 在荀子看来,统治者必须要在裕民政策的指导下,发展生产,提倡节用;减轻赋税和徭役,这样民众才能富裕起来。

  作为儒家核心价值之一的富民思想,也是儒家一以贯之的思想,他们的后继者也不断坚持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如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唐甄的富民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唐甄指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只有人民丰衣足食,生活富裕,国家的政权才能巩固。为此,唐甄认为,治国为政的根本任务,就是使人民富裕起来。他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 唐甄在探讨了历来造民众贫困原因之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富民的具体政策。首先,要使民富裕,国家必须以“富民”为宗旨。第二,要使民富有裕,必须“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 。第三,要使民富裕,还必须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唐甄适应社会的发展,提出了农商并重的主张,否定了传统的“农本商末”的经济思想,也否定了“古者言富,唯在五谷” 的片面认识。要使人民富裕起来,不只是要发展农业,还要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他说:“为政之道,必先田市” 。认为“养民之善政”,最首要的是要“勤农丰谷,土地不荒芜”,“桑肥棉茂,麻苧勃郁”,“山林多材,池沼多鱼,园多果蔬,栏多羊豕” 。使农、林、牧、渔全面发展,才能保证人民丰衣足食的需要。第四,要使民富裕,还必须改革货币,废除银币,用铜钱取而代之。以“白银”作为货币弊病很多,因为白银是价值实体,不只是价值符号。改革货币利于商品流通。

  富民思想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德治的人本性征,也是儒家德治思想的闪光点之一。儒家的富民思想有它永恒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七、儒家德治思想的最终目标是要想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

  孔子从仁爱的观点出发,想建立一个和谐的人与人之间互爱的社会,因而主张“克己复礼” ,追求“安人、安百姓” ,使“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 的这样一个理想社会。孟子把孔子的德治发展成为“仁政”,不但主张要制民之产,使百姓“不饥不寒”,使鳏寡孤独都有所养;还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实行宽柔的政策;还主张与百姓同乐,使百姓的基本生存条件得到保证的同时,还要使他们有精神上的愉悦。他认为,只有百姓不饥不寒,“与民同乐”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荀子提倡“王道”,也旨在建立一个有道德的、有法制的理想社会。

  在儒家学说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关于儒家“大同”的学说。《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所归。货恶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恶其不出於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盗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儒家的这一政治理想,一直影响到近代的改良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政治观点。

  以上七个方面的内容,是我们对儒家德治思想所作出的最基本的审视,它是古代政治文明的最高表现。儒家的德治思想虽然是古代的政治思想体系,但它确实具有许多普适性的和超时代性的内容,我们应该批判继承,吸取其精华,在今天“以德治国”的现代政治文明的建设中,发挥它应该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