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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不能笼统称为皇帝专制独裁的历史
时间:2013-05-15              字体: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有一个颇惹争议的观点,他认为,一部中国史,并不能笼统称为一部皇帝专制独裁的历史。他的这一观点,曾被很多人认为是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美化,大加讥评。在我看来,批评钱穆的人,并没有透彻了解其意见。 

  其实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不差的。”按钱穆的意思,明清两代的确处于皇帝专制独裁之下,而在明以前,却并不尽然。而钱穆之所以得出这样一种判断,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明以前有“宰相”的存在。 

  钱穆认为,在明以前的传统中国,皇室和政府之间是有一种职权划分的。世袭的皇帝是政治领袖,是国家的元首,象征国家的统一,而宰相则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实际的责任。 

  支持钱穆这一观点,在史料中找一些依据并不困难。“宰相之职,无所不统”,这是明见于正史的原话;汉哀帝在一道诏书中也明确给丞相的功用进行了定位,“丞相者,朕之股肱,所与共承宗庙、统理四海,辅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秉社稷之重,总百僚之任。”所谓“秉社稷之重,总百僚之任”,显然也是认为,受皇帝所重托,在政府里负实际责任的是宰相。 

  作为负政治实际责任的宰相,对皇帝当然是有一定制衡作用的。宰相如果认为皇帝言行不当,可以“谏诤”,而最激烈的对抗,则为“封还诏书”与“不肯平署”两种。所谓“封还诏书”,就是皇帝下一道诏书命令政府办理某事,而宰相认为不可,则可将诏书径直退给皇帝;所谓“不肯平署”,就是臣下有所奏请,皇帝已认可,转给宰相时,如果宰相不赞同,则可以拒绝签字。 

  相权对君权的制衡,乃至二者的冲突,史书上并不鲜见。汉哀帝时欲给几位外戚封侯,宰相王嘉即封还诏书,并对皇帝讲了一通“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的大道理,简直近于训斥,皇帝对此也没有办法;汉文帝宠爱邓通,邓通仰仗这一点,对宰相申屠嘉“有怠慢之礼”,申屠嘉退朝命令邓通到丞相府来拜见,不来将要杀他。邓通向皇帝求情,文帝说:丞相召见你,无论如何你还是先要去啊,去了我再召你回来吧。邓通到了丞相府,“免冠(取下帽子),徒跣(光着脚),顿首(磕头)”,向申屠嘉请罪,申屠嘉不肯罢休,邓通以头抢地,碰出血来了,申屠嘉还是不松口,正好文帝派来救邓通的人到了,不过并非我们通常想像的那样,命令申屠嘉马上无条件放人,而是先代皇帝道歉,然后传达皇帝的话,“此吾弄臣,君释之。”邓通回到文帝身边,哭着说:我今天差一点就没命了。文帝对此也只能给予安慰,并提醒他今后对丞相不能失礼。 

  以帝王之尊,几乎不能保自己宠幸的弄臣,于此可见丞相之地位和尊严。然而,君权是天生喜欢扩张的,纵观历史,相权得到皇室较好尊重,能够发挥较好作用的,似乎只有汉代。汉代以下,相权逐步被侵削,这是一个总的趋势。比如唐代,就对相权进行了分割,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这三个机构的职权才相当于汉代一个宰相的职权。到了宋朝,相权较唐朝更加低落,军事、财政、人事三权都被分割了。相权低落的另一面,当然就是君权的提升。 

  不过,话虽如此说,宰相一职在传统政治权力结构中,究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宰相的权力无论受到多少侵削,他毕竟还是百僚之长;因为传统政治文化的制约,一个对社稷、宗庙还有点责任感的君王,就仍然会对宰相表示相当的优礼和尊崇。 

  一个拥有相当权力的宰相,对君王的集权必然是一种障碍。如果这个君王的权力欲非常旺盛,则君权和相权的关系肯定会紧张起来。如何解决这种紧张?历史上固然出现过所谓“权相”,权倾人主,但更多的,是君权恣肆,甚至可能还会掺杂宰相的流血。 

  尽管存在这种紧张关系,但君王们囿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却似乎都还没有想到将相权连根拨掉的高招,否则,置“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这样的圣贤名言于何地呢?想出这一高招的,是没有观念束缚的朱元璋。朱元璋的废相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走向影响至深,也正是这个缘故,钱穆认定,只有到了明朝肇建,传统中国才真正进入皇帝专制独裁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