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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继承与超越
时间:2013-07-16              字体:

  100年前,辛亥革命发生;9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两大历史性事件对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所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曾经指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54页。)以此探究中国共产党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事业,不仅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运动一般规律,更具有其自身的历史、民族特点。从历史逻辑角度考察,中国共产党深受辛亥革命思想解放运动成果的影响,深刻反思了辛亥革命的失败经验教训,在辛亥革命开启中华民族复兴之门的基础上奠定中华民族复兴之基,找到了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一、思想启蒙:在辛亥革命思想解放运动影响下早期共产党人完成自身思想和身份的转变 

  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变革和成就,是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重点:一是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二是在中国最早开始社会主义思想引进和探讨。正是这两者,成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启蒙的主要“教科书”。纵观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发展脉络,可以看出大致上经历了与之对应的两个转变:一是接受民主革命思想,成为民主主义者;二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由民主主义者转为共产主义者。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重要功绩之一。在兴中会成立前后,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仁人,为反清革命、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和创建共和国,就非常重视学习和传播西方民主以及相关的思想,特别是进化论、共和政体、天赋人权等学说。他们认为:“20世纪之世界,民政之世界也。”(章士钊:《反面之反面说》,《苏报》1903年6月23日。)1903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邹容撰写出版被誉为近代中国“人权宣言”的《革命军》一书,肯定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进行的伟大事业。 

  同年,陈天华著《猛回头》《警世钟》,章太炎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都有力论述了中国专制制度的罪恶和进行革命的必要性。1904年,孙中山发表《论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进一步论述了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深刻道理。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给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以强烈震撼和警醒,成为中国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进行暴力革命推翻旧统治的思想武器。1905年至1907年,基于不同救国主张,革命派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展开激烈辩论。论战主要围绕是以革命还是改良方式挽救中国问题展开。这场论战规模之大,斗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是空前的。论战中革命派不乏偏颇言论,改良主义者也有真知灼见,但从总体上看,革命派的主张顺应时代潮流而取得胜利。通过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提高了人民的革命觉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服膺并接受了革命派民主革命的思想。对于革命和改良论战的必要性,他们给予充分肯定。瞿秋白认为:“革命派的职任,便在于暴露这种‘改良派’——康梁派的罪恶,暴露他们口号的虚罔,打消‘改良派’所造成的种种幻想,而使民众自己深信革命之必要。孙中山先生和民党那时的策略正是如此。”(《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3页。)李大钊和恽代英也分别指出:这次论战,“使民众深信除革命外别无出路”,“使那些实在起于民族解放运动而趋入立宪运动的民众,不能不渐渐回头,重新集合于革命旗帜之下”(《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48页。),“跟着中山先生向革命路上走去”(《恽代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41页。)。这些言论,价值取向泾渭分明,表明在思想上他们已经摆脱康、梁的影响,接受了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主张。 

  正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早期共产党人开始了深刻的思想转变。如中国共产党主要创立者之一陈独秀,早年是康、梁信徒,维新失败后,转向民主革命队伍。为追随革命,他先后创立“爱国学社”、“国民同盟会”及“岳王会”等革命团体,成为“安庆地区辛亥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其他如毛泽东、周恩来、张太雷等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也是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进步书刊影响下实现了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如毛泽东曾在首次发表政见的文章中说,要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请孙中山当大总统,康有为任内阁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周恩来也曾回忆,有一个毛姓地理教员介绍康、梁的思想,给他以重大影响。(参见《周恩来谈个人与革命历史》,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6页。)这表明,他们在思想上曾有过改良、革命的馄饨状态,有一个逐步廓清迷雾的过程。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转变历程,勾勒出近代中国革命演变的历史轨迹,也清晰反映出辛亥革命与共产党之间脉承关系。 

  更可贵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还顺应历史进步潮流,最先引进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并努力使之同中国革命具体道路相结合。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流派社会主义思潮四处传播,欧美各国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已不可能再像西方国家早期那样进行纯粹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而是从性质上作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同盟军。对这一发展趋势,孙中山有清醒认识:“欧美强也,其实民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将其不远。”(《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88页。)革命派报纸《大陆》也刊文认为:“社会主义在昔日为空论,在今日则将见诸事实,虽今日尚不能行,而他日则期于必行”。要避免重蹈欧美社会覆辙,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就必然带有某些社会主义革命要求并在运动中不断改变斗争内容和发展方向。1903年9月,孙中山在与日本平民社领导人幸德秋水交往时,曾就社会主义实行问题交换意见,希望在中国政治革命的同时进行社会革命,实现“社会主义”。他后来还解释: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方法”(《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381页。)。1905年,他在成立同盟会前夕到比利时访问第二国际领导人,表示要参加第二国际。可见,孙中山真诚地赞许社会主义思想,并以民生主义的形式将社会主义的某些内容融入资产阶级的革命纲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引进和尝试,带来社会主义思潮广泛传播,为科学社会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脱颖而出,为中国共产党接受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寻找马克思主义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继续和深入。辛亥革命以后,人们思想进一步解放,许多报纸踊跃议论时政,宣传包括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各种政治学说,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打开了通道。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成为了当时思想界谈论马克思主义学说比较活跃的人物。如胡汉民,率先译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主要观点,特别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他介绍:“以上所译述,最主要为经济学批判序,是马克斯唯物史观的纲领。马克斯自称是他多年研究的结论,后来的结论,后来的学问,都以这个为指导线。信从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有拿他当作宗教上的经典一样贵重的。”(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建设》第1卷第5号。) 

  戴季陶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文的日译本翻译成中文(译名为《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在《建设》杂志上连载,为人们了解和学习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提供了重要参考书。朱执信、林云陔等则着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当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主要还是平等、博爱、自由、均贫富等内容,他们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有时表示赞成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有时又有很大保留,甚至反对,三民主义才是他们介绍、研究整个社会主义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引进探索对后世中国产生的深远影响。 

  新文化运动不仅仅是为辛亥革命补课,重要的是以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了推进中国革命的又一轮探索。从辛亥革命爆发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间相隔只有十年,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革命家们几乎没有例外地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到过辛亥革命深刻影响。辛亥革命后的乱局让他们深刻反思,“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0页。)。 

  旧民主主义革命已走到历史尽头,必然要为更高的革命阶段所代替。在反思辛亥革命教训的迷茫中,1918年5月李大钊在《新的与旧的》一文中写到:“中国人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的现象,举国人都在矛盾的现象中讨生活……要打破这种矛盾的生活,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9页。)吴玉章在回忆这个时期的思想状况时也说:“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但是,我们依靠什么力量呢?怎样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这是藏在我们心中的迫切问题。”(《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109—110页。)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新生活”、新方法又是什么呢?经历辛亥革命洗礼的陈独秀、董必武、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等在寻找,接受辛亥革命思想感染的思想界新星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也在寻找。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如一缕阳光,照亮了中国思想界。《东方杂志》发表文章称:“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东方杂志》第18卷第4号,商务印书馆,1921年2月。)最后,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李达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辩论中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使科学社会主义脱颖而出,把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如果说,在十月革命和苏俄的示范下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那么,没有辛亥革命先驱们和此后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思潮的引进和探索,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武器就不会被中国人广为认知,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就也就难以顺利接受马克思主义。 

  二、教训启迪:在对辛亥革命失败反思基础上创立和完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 

  辛亥革命胜利后,革命政权建立仅三个月便被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袁世凯所窃取。帝国主义压迫侵凌依然存在,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然处在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孙中山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99页。)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失败了。历史的重任赋予了中国共产党。 

  辛亥革命的理论指导是三民主义,即中国同盟会的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将其阐释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它反映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表达了人民群众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愿望,这一政治纲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过重大的积极作用。但是,它也存在着历史的局限,主要表现为缺乏明确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内容。当中国革命历程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时,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课题,在民权主义方面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制度作了某些批判,重申了“主权在民”的原则,于民生主义则强调“耕者有其田”的观点,阐发了“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思想。新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反映了新的历史特点,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新的革命阶段的进步性。但是,随着国民党右派对革命的背叛,新三民主义迅速夭折了。 

  继辛亥革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曾因理论准备不足即投入革命斗争实践,遭受过挫折和损失。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前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新的革命理论不仅有人类最进步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作理论基础,也包含着对殷鉴未远的三民主义革命理论历史和实践的教训总结。从旧三民主义发展到新三民主义,从新三民主义升华到新民主主义,这是指导中国革命理论上的与时俱进。 

  关于革命的领导权,新民主主义革命强调由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并注重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设。鉴于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表现的软弱性,1922年9月,蔡和森认为,解决中国的出路只能靠一个强有力的革命阶级,“尤其是最能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势力来统一”。阶级的领导权需要通过自己的政党来实现。新民主主义理论强调,中国共产党要从思想上建党,要建立严密组织制度和坚强的领导核心。领导辛亥革命的中国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对汇聚革命志士奋起革命斗争起了巨大作用。但是,它从成立时起就是一个松懈联盟。如胡汉民所说,他们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侈言平等自由,纪律服从非所重视,只求大节不逾,不容一一规以绳墨”(《胡汉民自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57页。)。武昌起义前后,这个革命组织基本已陷入涣散和瓦解状态,“革命军兴,革命党消”。据吴玉章回忆,1912年1月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不仅原来官僚政客毫无生气,并且一些革命党人也开始蜕化,一味追求个人官职利禄。(《吴玉章回忆录》,第91页。)毛泽东总结说:“党(指中国同盟会——笔者注)的组织和内容极其简单,作战的队伍极其脆弱。”反之,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上也有过这样那样的缺憾,但从总体上,“从最初组织起就有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就确定了民主集中制,就有严格的组织与纪律,就不允许派别的存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6页。),最终得以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有生命力和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关于革命的对象,新民主主义革命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彻底性。辛亥革命把中国人民自1840年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但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它反帝反封建的不彻底。毛泽东说:“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员还没看清此点,黄兴、章炳麟、宋教仁等一般领袖只知国内清朝贵族是敌人,革命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辛亥革命领导者们还缺乏明确的反帝纲领,对帝国主义者存在幻想和畏惧,在行动中力求避免去触动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甚至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支持。武昌起义胜利后,资产阶级革命派执掌的湖北军政府就宣布:“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有效”,“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2页。)。 

  对封建主义,他们不懂得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孙中山虽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但离农民阶级的现实要求还相差很远,更没有真正去践行这一主张。辛亥革命的失败让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我们现在要避免辛亥革命的错误”,就“必须坚持反帝国主义的政策”。对封建势力,“不是把上面统治者推倒就完了,而是把自下而上的一切统治者推倒”。(《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1页。)1922年,中国共产党把反帝反封建主张汇归纳概括为革命最低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关于革命的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强调要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强调革命需要“民众的大联合”。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并发动了群众,但做得远远不够,尤其是没有深入到社会底层中去。1919年8月,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民众是赞成、拥护辛亥革命的,“但不曾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对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又作了深层剖析。他认为,辛亥革命失败,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发动农民、动员群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点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均有所反映。1922年中共二大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是革命运动的最大要素。1925年中共四大又明确论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制定农民运动决议案。1925年10月,中共中央第一次提出“耕地农有”的口号,制定土地问题决议案。此后,在大革命洪流中,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尽力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土地要求,切实动员民众,使农民真正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同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强调建立可靠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没有一支可靠的革命武装,是辛亥革命失败重要原因之一。而中国共产党在第一个纲领中就明确指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在以后发展道路中,中国共产党力求建立属于自己的革命武装,并注重军队的思想、组织建设。1927年9月的三湾改编,中国共产党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强调官兵平等,实行民主管理。1929年11月的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对部队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表现进行批判,强调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解决了在农村进行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关于革命的前途,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讳言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并强调了革命的阶段性。孙中山曾努力尝试在中国尚未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和中国资本主义未能充分发展情况下,“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跳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来直接实行社会主义,这只能是一种主观主义的空想,也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当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社会革命与新民主主义所言的社会主义革命还不能等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后,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根据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历史的特点,全面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普遍性来讲它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由无产阶级领导,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建立在总结辛亥革命深刻教训基础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胜利准备了理论前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革命斗争,至1949年9至10月,终于迎来中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举标志着100多年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从此结束。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至此取得伟大的胜利。 

  三、事业接力:在辛亥革命开启中华民族复兴之门基础上奠定中华民族复兴之基,找到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从进入20世纪一直到现在的百余年,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共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变: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这三次历史性巨变,共同组成了一幅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民族复兴的壮丽画卷。正确认识这百余年来的历史,最关键的是要厘清这三次历史性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可以看到,没有辛亥革命开创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就谈不上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也就没有了后两次巨变的发生。从这个意义讲,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总阀”,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之门。 

  辛亥革命成功遏止了中华民族自明清以来沉沦向下的趋势,并为随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萌生、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从历史长河看,中国在明中叶以前一直处于世界前列。但明清两朝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极致,在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中国仍处在政治高压、经济停滞、思想僵化的封建制度下,中西方差距持续扩大。至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的70年,古老中国已满目疮痍、内忧外患。孙中山曾沉重地写到:“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辛亥革命先驱们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毅然奋起,推翻清政府,动摇了整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根基,也彻底结束了2000多年来中国封建王朝的更迭循环。辛亥革命后,中国经历了民国初年的混乱与动荡。但是,这只是增加了近代中华民族从辛亥革命起自沉沦转向上升过程的曲折,再也不能完全堵住历史螺旋上升的通道。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明确宣布“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这点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虽没实现,但民主、共和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人们思想获得了极大解放,“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一切反动独裁的旧统治再也无法稳固了。另外,共和制在形式上的确立也使得人民民主自由有了一定改善和保障,党禁、报禁被打开,各种新思潮得以传播。在经济方面,南京临时政府设立实业部,颁布系列鼓励和保护工商业的章程和条例,以立法形式促进民族资本的发展,也较大程度上解放了为封建统治所禁锢的近代中国的先进生产力。据统计,1912年至1919年,全国新建的工矿企业投资近9500万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投资至少有1.3亿元,超过辛亥革命前50余年的投资总和。随着民族资本的扩张,近代产业工人的数目也急剧扩大了。1900年,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大约是50万至60万人,到1919年即接近200万人。(浩林编著:《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77、212页。) 

  辛亥革命后产生的这些积极变化,为随后五四运动的爆发,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重要条件。对此,中国共产党曾高度评价。当1941年中国抗日战争处在最艰难的阶段时,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关于纪念今年双十节的决定》,指出:十月十日这一天“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几千年生活中有伟大意义的一天”,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致使当时轰轰烈烈的武昌和全国各地的革命起义遭遇着极大挫折”,“但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被推翻了,而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体已经被确立了。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与民权自由的民族民主斗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明确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制度的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0页。) 

  但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决定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进步总体而言是缓慢、曲折和短暂的。新的社会因素在发展,旧的痼疾仍然存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仍像三座大山一样压迫着中国人民。孙中山提出的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的三个根本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他第一个喊出的“复兴中华、统一中国”的口号,也无法找到实现它的具体道路。 

  中国共产党人接过了“复兴中华”的伟大旗帜。在辛亥革命开启中华民族复兴之门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继续奋斗,终于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这个伟大的胜利,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从此以后,一个民不聊生、内外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中国彻底结束了。西方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得以废除,中国真正实现了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此基础上,新中国的法律和政令普遍实施于全国各地区,实现了从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团结一心、同舟共济。这是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基础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局面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同时,这种统一、安定也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重要前提。面对旧中国遗留下的十分落后千疮百孔的乱摊子,中国人民在巨大胜利的鼓舞下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满怀翻身喜悦投入革命和建设工作。1949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1953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有计划经济建设和大规模工业化的步伐,特别是以“156项”建设为中心的建设项目,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基石与里程碑。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确立,为巩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尤其是为中国以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它不可能一帆风顺。社会主义建设期间,中国共产党也曾经犯过“大跃进”、阶级斗争扩大化等严重错误,甚至发生过“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严重灾难。但是,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应该抹杀的,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的那样,“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这个时期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最终我们也得以找到改革开放这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连上台阶,综合国力由弱到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实现了三个历史性的重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的社会转变;人民的生活从温饱转向小康的社会转变。孙中山在他的《建国方略》中,曾把以对外开放来实现实业建设看做“兴国之要图”,“救亡之急务”(《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27—228页。),自此得以初步实现。在改革开放创造的良好政治、经济局面下,国家统一事业也取得重大成果。1997年7月和1999年12月,香港和澳门分别回归祖国,洗刷了中华民族百年的耻辱。祖国大陆与台湾关系也出现积极变化,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后,曾经硝烟弥漫、波诡云谲的台湾海峡,现在已变成和平、合作的海峡。总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从贫穷走向富庶,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落后走向进步,从动荡分裂走向安定统一,演绎了中华民族史册上自强不息的传奇,创造了令人惊叹的“东方奇迹”。历史的发展就像长江大河,川流不息、前后承续。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一起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也改变了全球发展格局和世界历史的走向。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扬弃和超越。辛亥革命志士仁人所渴望达到而没能达到的目标,在中国大地上终能实现,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今天,“复兴中华”已经展现出必然能够完全实现的宽广前景,但这项伟大历史使命尚未彻底完成,争取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依然是全体中国人民在21世纪的重任。(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