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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党内民主的最后交代
时间:2013-07-02              字体:

  作为列宁的政治遗嘱,广义来说,是他病重病危期间,由他口授记录下来属于政治方面的文字,包括以下两部分:一是分6天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以下简称《信》);二是他多次口授,记录下来后成多篇文章,即《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以下简称《民族》)、《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内容涉及党的建设、党和国家政治制度改革、民族问题、合作社、革命道路、发展生产力、文化革命等问题。狭义来讲,称为列宁遗嘱的就是《给代表大会的信》。除《信》和《民族》外,其余几篇都在列宁逝世前发表过。

  列宁忧心忡忡抱病口授遗嘱

  列宁经常极度紧张和不间断地工作,致使他于1922年5月第一次中风,右臂右腿部分失去作用。同年12月,他第二次中风,病情恶化,先右臂右腿瘫痪,后整个右半身瘫痪,丧失了独立工作能力,但头脑非常清醒,能深度思考问题。当时,俄国国内的战争已经结束,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经济形势已经好转,对此列宁是放心的。令他不安的是,党的建设有所削弱,而党的高层权力过多集中于斯大林,党的集体领导、党内民主以及党和人民的监督相当薄弱,高层不稳,存在分裂的危险。面对列宁的病情,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不准他过问所有党政事务,并委托斯大林负责列宁的生活和医疗。就是说,让斯大林负责断绝列宁同工作人员之间的个人联系和信件往来,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列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向尽头,而一些有关党和国家的重大事情,使他焦虑不安、忧心如焚,他决定口授一系列札记。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不让他这么做,于是他向中央要求,允许他每天用很短的时间口授日记,否则他完全拒绝治疗。这似是一个“最后通牒”。在此情况下,斯大林、加米涅夫、布哈林代表政治局与医生研究后决定:第一,列宁每天可以口授5―10分钟,但这不应带有通信的性质;第二,禁止会客;第三,无论是朋友还是家属,都不要向列宁报告任何政治生活的事,以免引起他的思索和激动。为了列宁的健康,对他的一些活动作些限制,这是必要的,但连通信会客都不准,连跟家属也不能谈政治,这就有些难以接受。此时斯大林已经掌握了最高权力,并觉察到列宁对他有所不满,因此也不想让列宁谈及政治。而列宁对不让他谈任何政治问题非常不满,他对他妹妹乌里扬诺娃多次抱怨说,政治活动家怎么能不谈政治,而去谈别的东西?面对压力,列宁出于对党的前途和命运的无比忧虑和高度负责,不顾病魔折磨,以他特有的坚强意志和惊人毅力,毅然从1922年12月23日起开始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和其他政治遗嘱,以表达他对党和国家一些重大政治问题的深度不安和高度关切。

  遗嘱的核心思想内容——党内民主

  分6天口授的遗嘱,一共3000多字,没有任何“民主”或“党内民主”的字样,但全信通篇都体现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思想。

  其一,列宁作为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临终自然要考虑接班人问题,但他没有指定也没有明确建议谁当接班人。他着眼于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着眼于党的制度的改革,因此遗嘱的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接着又讲对中央委员会的构成进行改革,“不实行这种改革”,“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

  其二,他的信是专门写给党代表大会的,既不是写给中央委员会,也不是写给中央政治局、中央组织局或中央书记处,因为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最高领导班子的事,接班人的事,应由党代表大会决策和选举产生。

  其三,他反复建议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增加到几十人到100人,这些人又必须是工人和农民党员,即通过增加中央委员人数和改变中央结构成分,用权力配置和权力制衡来解决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集中到斯大林一人身上的弊端,依靠多数中央委员形成和通过党的正确决议,提高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威信,加强和改善中央的集体领导,加强中央领导集体对最高层的监督和制约,防止小部分人特别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这两个“强人”之间的冲突引起党中央分裂的危险。这是列宁关于通过加强党的集体领导达到党的团结统一与党内民主高度一致的重要思想。列宁还强调,这样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因为这些机关“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糟透了的机关”。

  其四,怀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对6位中央领导人的德才表现和优缺点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一是供代表大会选举领导人作重要参考;二是期望他们各自能扬长避短、发扬成绩、弥补不足、知错补过,相互之间能取长补短、谦恭礼貌、关心同志,妥善处置意见分歧,避免冲突,防止分裂;三是因为他们各有优缺点,没有一个占绝对优势,因此必须戒骄戒躁,更要发扬集体领导作用,避免将权力集中到个人手里。

  其五,列宁对中央6位领导人的评价,充分体现了列宁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特别是反对过自己的同志一道工作的民主作风,体现了革命领袖的博大胸怀和领导品格。对斯大林,列宁是最放心不下的。列宁强调,“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正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党中央分裂的危险,并且严厉地指出:“斯大林太粗暴”,而这一缺点“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因此列宁郑重“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是列宁遗嘱的核心和实质所在。

  其六,为了加强对党中央高层的监督,加强对总书记和政治局的监督,列宁强调必须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他建议要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应经过党的资格审查,通过多种考试,以提高其素质,且享受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有权参加政治局的一切会议,审议政治局的任何决定和文件。这样就形成了以党的监察为核心,把党、国家和人民的监察统一和结合起来。列宁特别强调,具有很高威信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能够监察总书记。他指出:“有一定的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

  列宁在遗嘱中说的:“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列宁的话不幸言中。在谨慎使用权力上,斯大林只做到“一时”,却没有做到“永远”,不仅不谨慎,简直是滥用。后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苏共执政地位丧失,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苏共长期以来党内民主和国家法制遭到破坏,可以说早已埋下了祸根。教训不可不谓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