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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謇
时间:2013-07-04              字体:

  辛亥革命至今100年的中国历史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振兴中华,百年求索。早在1894年孙中山就喊出了“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客观上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90年前,中国共产党创建后,继承辛亥革命百折不挠的精神,并将“振兴中华”当做自己的神圣使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也好,“振兴中华”始终是主旋律。100年来,志士仁人、中国共产党人为图存图强而前赴后继,为振兴中华而上下求索。在为振兴中华而艰辛开拓、不断求索的仁人志士中,国内立宪派领袖张謇是我们不能忘却的人物,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振兴中华作出过重要努力。 

  张謇(1853—1926),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是毛泽东强调的中国民族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个重要人物之一。他曾在科举仕途艰难跋涉近三十年,终于摘取了科举皇冠上的明珠——状元,并被授翰林院修撰官职。然而,19世纪末的中国,内侮外凌,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此国难当年,张謇毅然放弃做官,走“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道路,在家乡南通兴办实业、教育、文化、公益等各项事业,引领近代南通走向早期现代化。张謇虽然辞官,但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政治参与,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作为国内立宪派领袖,张謇一直被认为是辛亥革命的反对派。的确,他曾热衷于君主立宪,并多年为此奔走呼号,祈望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在保全皇位的前提下,将皇权分离一部分出来,仿效日本及西方国家,设立国会,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张謇也曾怀疑过革命,认为革命意味着流血与破坏。然而,他对革命、对民主共和的认识及态度有一个根本性改变的过程,即从不赞成革命到转而拥护民主共和,并为新生的民国东奔西走、上下沟通、殚精竭虑。在辛亥革命及其前后,张謇的政治参与极为活跃,他在各地独立、南北议和、清帝退位、民国建立及运行等方面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呼吁改革政体,力主实行君主立宪,以达富国强兵 

  1894年,张謇在殿试中夺魁高中状元,被授予翰林院修撰。此时的张謇可谓是春风得意,仕途在面前延升。如果不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张謇也许会顺着从状元到宰相的仕途一路前行。然而,两件大事深刻影响并改变了他的人生抉择。一是甲午战争,二是其父亲病逝。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使丁忧在家的张謇极为愤慨。除了割地赔款外,《条约》还允许日本资本输入,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使得本来就很贫弱的中国更是陷于不能自拔之中。张謇日思夜想,但苦于想不出一个好的办法来。这时,张之洞奏请朝廷,让张謇在其家乡南通办厂。办厂与外国人争利润,这正暗合了张謇的心意。一介书生,一没资金,二没经验。即使这样,张謇仍义无反顾地开始了他办企业的艰难起步。在吃尽千辛万苦之后,他的大生纱厂终于开车了。从此,张謇便祈望远离政治,远离官场,在南通开始了其“建设新新世界雏型”之实践。 

  然而,晚清社会,危机四伏,矛盾交织。张謇虽想远离政治,但政治却无处不在。崛起的西方力图瓜分中国,而清政府对外妥协退让,委曲求全,对内则专制集权,固步自封。 

  中国到底何去何从?内忧外患使得张謇深深感到“须亟改革政体”,较为可行的是实行君主立宪。于是,张謇一边大办实业、教育,一边致力于此。张謇缘何如此热心君主立宪?一方面,受传统教育40多年并终于摘取科举皇冠明珠的张謇,他希望通过和平的手段、渐进的方法来改良政治,特别是,在张謇看来,光绪皇帝是位开明的、力图革新的皇帝,因此,可以在保全皇位的前提下,将皇权分出一部分,以实行君主立宪;另一方面,作为企业家、实业家的张謇,他的南通事业正蒸蒸日上,他当然不希望有大的社会动荡,当然希望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使之能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以实现“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想。于是,张謇在“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旗帜下,一方面大办企业、大办教育、大办社会事业,另一方面为君主立宪奔走呼号。于是,想远离政界的张謇便又主动投身于政治的漩涡。 

  早在1901年,张謇就撰写了《变法平议》,主张效法日本,上设议政院,下设府县议会。1903年张謇在日本参观考察70多天,所见所闻更使其深感改良政治的重要性及迫切性。70多天的考察中,张謇对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了详细的调查与考察,感触颇深。 

  后来,慈禧太后之所以能够下决心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与张謇等立宪派所起的作用密不可分。在那段时间,张謇为此进行了大量的活动。如:不断地与友人蒯光典、越凤昌、沈曾植等讨论立宪;不时地与魏光焘、张之洞、汤寿潜等商讨立宪;让张美翊上书军机大臣瞿鸿禨,请其倡导立宪;与赵凤昌刻印《日本宪法义解》和《日本议会史》等资料分送给首席军机大臣奕劻等宫廷官员及社会各界人士;与朝廷宠臣铁良深谈,力促朝廷派员出洋考察政治;等等。为了得到尽可能多的资源支持君主立宪,张謇甚至一再写信给自己曾经鄙视且20年不通音讯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希望他支持君主立宪。张謇等立宪派还办报、结社,利用报纸杂志等进行呼吁。这一系列行动,让王公大臣及社会各界对君主立宪有了较多的了解,认识到“立宪救亡”的道理。加之,日俄战争的结局亦给人们极为震惊。王公大臣们也感到改革的急切性,便纷纷奏请朝廷请求考虑立宪之事。在各方压力下,清政府最高层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不得不直面立宪。慈禧便让大臣们讨论立宪,派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尝试政治制度的改革,颁布“仿行宪政”的诏令,各地纷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等等。这一切,与张謇等立宪派的奔走呼号是分不开的。其实,清末自上而下的“预备立宪”及自下而上的“立宪运动”,两方面都与张謇密不可分。 

  在清政府的这场政治改革中,张謇始终起着标杆和促进作用。他率先在苏州成立“江苏立宪学会”,并亲自担任会长。又与郑孝胥等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先后担任副会长、会长。 

  清政府于1907年10月正式下令筹设咨议机关后,张謇便在江苏着手并筹办“江苏谘议局”并担任议长,并在南京碑亭巷设立了江苏谘议局筹办处。从此,张謇为江苏谘议局的筹办等各事项而奔忙,包括谘议局办公大楼的选址、设计建造等,都倾注了大量心血,甚至对司选员培训也都亲自过问。江苏谘议局后来先后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参议院所在地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在地。 

  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及《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等一系列宪政文件,确定1916年正式召开国会,实行宪政。这样的结果,使得张謇等立宪派人士感到欣慰,因为政府终于打破坚冰,将立宪提到了议事日程;但同时,张謇等又深感不满,因为9年时间实在太久。从此,张謇一方面领导江苏谘议局为建设立宪政治与两江总督张人骏等官僚进行博弈,不断推进各项改革活动;另一方面,又以江苏谘议局为依托,展开了联合各省谘议局进行国会请愿运动,他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三次国会大请愿运动。 

  发动三次国会大请愿,领导谘议局争取民主权益,客观上助燃革命烈焰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各省谘议局纷纷成立。1909年10月,在谘议局开会的前一天,张謇拜见了江苏巡抚瑞澂,请其联合各省督抚请速组织责任内阁,而自己则联合各省谘议局请速开国会。这样,各省谘议局第一次开会时,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就发起组织谘议局联合会。张謇的提议得到各地的热烈响应。经过一个多月的联络,先后有16省谘议局代表于12月18日陆续到达上海,开会商量请愿速开国会之事。张謇分别以“预备立宪公会”和江苏谘议局研究会等名义宴请各省议员代表。对于请愿书和请愿团成员,张謇都仔细斟酌,并发表《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情真意切,情理交融,从列强瓜分中国谈起,将国家的危机娓娓道来,最后落脚到只有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方可全国上下一心以共同抵御外侮,否则,就使得爱国者灰心,人心殆失。上海会议决定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张謇在为16省议员代表饯行时发表演讲说:“秩然请礼,输诚而请。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这也是张謇为请愿定下的基调及方针,和平请愿,不成不收兵。于是,1909年底开始,轰轰烈烈的请开国会运动序幕拉开了。 

  1910年1月,各省请愿代表团代表到达北京,向都察院呈递了“速开国会”请愿书。各省督抚也纷纷致电清廷,请求速开国会。第一次请愿未能得到政府的重视,这使更多的人感到义愤。半年后,请愿代表团成员扩大到150人,带着征集的30万人的签名,开始了第二次请愿,但遭到清廷的拒绝。张謇也曾再次向摄政王上书,强调速开国会的重要性及必要性,但亦未被重视。在这样的情况下,1910年8月,第三次请愿又开始了。此次的请愿更是声势浩大,且多层面展开。先是各省举行千万名民众的游行活动,并带着数十万甚至上百万民众的签名向各省督抚请愿。然后,各省代表带着本地各阶层人士的签名,分批到京请愿。同时,上书多方,包括摄政王、都察院及资政院等。在如此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驱使下,朝廷不得不作出让步,摄政王载沣宣布提前三年召开国会,原本准备开国会的年份由1916年提前到1913年。 

  1911年5月8日,皇族内阁公之于众,人们大失所望。内阁成员共13人,满族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4人。这个结果令全国哗然,立宪派更是深失所望。立宪派期望速开国会,朝廷却以9年为期;而期待的责任内阁,竟然又是皇族内阁! 

  至此,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人士十多年的奔走呼号换得了这样的结果。这个结果与张謇等立宪派的初衷具有较大的距离。当然,朝廷从反对开国会到同意开国会,这毕竟是一个重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是张謇等立宪派的一种胜利,那样一个固步自封的朝廷在立宪的声浪中也不得不顺应时势,做出姿态,这毕竟可视做清廷在改革的道路上迈出的一步。 

  但是,这一步迈得未免太小、太晚,民心已失。立宪派不满意,革命派更是不可能接受。在立宪派为请开国会而掀起大请愿运动、清廷磨磨蹭蹭被动应付之时,革命派的武装起义正如火如荼,此起彼伏。尽管起义屡遭挫折,但革命志士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终于爆发了武昌起义。革命者一呼百应,一夜之间占领了武昌城,三天之内占据了武汉三镇。革命之火焰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清政府就这样遭到抛弃。此结果,实为清政府咎由自取。这样的局面固然与革命派多年的宣传、发动,多年的起义影响分不开,同时也与张謇等立宪派多年的奔走呼号相联系,与立宪派人士掌控的各省谘议局的附和分不开。张謇等立宪派不是革命的发动者,但他们的种种努力客观上为革命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张謇等十多年对君主立宪的鼓吹扩大了社会影响,触痛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客观上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张謇等千呼万唤的责任内阁被异化为皇族内阁,这便成为了革命的重要口实,客观上为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催助剂。张謇等立宪派在领导谘议局争取权益过程中揭露的政治落后、官场腐败等亦给革命注入兴奋剂,客观上也助燃了革命的烈焰。曾为袁世凯幕僚的张一麐研究后认为:“辛亥革命,皆以谘议局为发端。” 

  顺应时变,与清廷决绝,致力民主共和 

  在革命的滚滚洪流中,张謇也实现了自己的政治转向,由不赞成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到拥护民主共和。 

  张謇等立宪派及其所掌控的谘议局之所以会赞助革命,既是大势所趋,也是他们对清廷的失望乃至绝望所致,同时,也还因为他们与革命者在思想、观念上有趋同之处。 

  对清廷的绝望是张謇抛弃君主立宪并进而赞助民主共和的要因之一。在“皇族内阁”出笼后,清廷又宣布了“铁路国有”,这使张謇感到很失望。但是,张謇仍然想作最后的努力,他邀上海老朋友汤寿潜、赵凤昌等一起联名上书给摄政王载沣,望朝廷“危途知返”,改组内阁。他建议朝廷注重民生,实行宪政,政府承担川路亏空,并全部收购商股以平息保路风潮等。张謇的各种努力未能奏效。此时的张謇仍对朝廷抱有一线希望,在武昌首义时,张謇希望迅速平息起义。张謇作这些努力,其根本原因是想结束炮火纷争,以免工商业受战争之伤害。其实,此时的张謇已经对朝廷失去信心,认为朝廷“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此等结果,是朝廷咎由自取。张謇心目中,朝廷之亡是迟早的事,他曾坦言:“亟求立宪,非以救亡;立宪国之亡,其人民受祸或轻于专制国之亡耳。”由此,我们可深感张謇对政府的失望。 

  “皇族内阁”已使张謇极为失望,而其出笼后两个月还未见任何改革动静,更使张謇感到绝望。张謇上书新内阁,请其发表政见,并指出“循是不变,国家前途之危险,有不忍终言者矣”。张謇认为如仍因循守旧,则必将亡国。 

  各地“和平光复”改变了张謇对革命的看法。武昌起义发生时,张謇正在武汉。为庆贺大维纱厂开车,张謇于1911年10月4日到达武昌,10月9日出席了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等所设的午宴。此间,张謇与有关政要会谈。10月10日晚,张謇在汉口所乘的轮船开动后,他发现长江对岸火光冲天,这正是武昌起义的炮火。当他顺流而下到达安庆的时候,革命军已经占据了武昌城,安庆的新军也在起义准备之中,这一切,使得张謇不得不放弃原计划与安徽巡抚朱家宝商谈导淮问题而急忙赶回南京。此时的张謇对局势的发展很是担忧,他不希望看到战争和内乱,不愿看到流血,也担心“实业救国”计划落空。于是,他想尽快平息这种局面,使“实业救国”计划有一个和平环境得以实施。他先赶回南京,请求江宁将军铁良、两江总督张人骏“亟援鄂”,未果。又赶往苏州,连夜替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请朝廷立即解散“皇族内阁”,组织责任内阁,以稳定局势。他又担心列强干预,便以江苏谘议局名义致电各省,呼吁不得借助外兵,否则将亡国。此时,革命的烈焰正在燃向各地,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上海宣布光复,苏州、杭州宣布独立,江苏巡抚程德全被革命党人推举为都督,张謇的实业、教育发祥地通州也宣告独立。至此,全国已有4/10的省份宣布独立。这一切,使张謇感到独立之势难以阻挡,清廷大势已去。张謇虽不赞同以武力方式推翻政府,但赞同革命派发展实业、富国强兵的主张。黄炎培视他为挚友,同盟会会员有难张謇出手相救。同时,各地宣布独立,没有流血,也未对工商业有大的损害,“和平光复”使他看到了希望。多种因素使得张謇最终转向了民主共和。为纪念民国诞生,张謇自撰“民时夏正月,国运汉元年”的嵌名春联,可见其喜悦与期待。南北议和期间,有人认为“人民程度不够、土地太辽阔,不宜共和,宜君主立宪”,张謇曾撰长文进行说服。 

  张謇在思想上转向民主共和之后,在行动上便作出努力。一是给奉命进攻湖北民军的袁世凯,劝告袁要认清形势,顺应时势,在人心已趋于共和政体的情形下,应赶往北京,以防皇室逃亡,要尽快与南方达成协议,确定共和政体,以稳定时局;二是写信给江苏督抚铁良与张人骏,劝告他们放弃武装反抗,“响应革命”;三是出任江苏临时议会议长,并真诚履职;四是到上海会见革命派人物章太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并与之商谈;五是剪去大清臣民标志的辫子。 

  在接受民主共和之后,张謇即与清廷公开决绝。一是拒绝清廷的任命。对清廷关于江苏宣慰使的任命,张謇在日记中讥讽:“何宣何慰耶?”他拒绝出任农工商大臣,认为“理无可受”。二是奉劝清廷认清局势,尽快让位。他与伍廷芳等联名对清廷作最后之忠告:“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劝其认同共和,尽快让位,不使民生遭殃。 

  作为立宪派领袖,张謇政治态度的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及举足轻重的影响。他的转变实际上为一大派别力量的政治转向,这就使得革命派与清廷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至此,革命派与立宪派可谓是殊途同归。 

  效力临时政府,促南北调和及清帝退位,力阻袁世凯称帝 

  临时政府虽然成立了,但当时的局势极为不稳。皇帝还在皇宫,新政府经费没有着落。如果不能使清帝退位,结束南北纷争,那么新政府执掌全国政权便无从谈起。如果不能解决经费的燃眉之急,那么新政权便难以为继。在新政府万难之时,张謇尽一己之责,作出巨大的努力。 

  他任职于新生民国,并力解临时政府燃眉之急。临时政府组成采取比较折中的办法,革命派人士与立宪派人士均于政府任职,各采取“部长取其名,次长取其实”的办法,部长一般由立宪派人士担任,次长一般由革命派人士担任。任命张謇为实业总长。尽管张謇深知实业总长之任的艰难并曾推辞,但最终还是勉为其难赴任。尽管总长只是取其名,而并不需谋事,但张謇决不愿做摆设而尸溺其位,既在其位就须力谋其政。当时,顷刻间的成功,使得革命党人几乎没有心理准备,更缺少经济实力作后盾。张謇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经费问题,他认为新政府每年经费缺口至少8000万两。为筹经费,孙中山与黄兴已费心尽力。张謇想方设法先后筹款达百万元,这样就缓解了临时政府关于经费的燃眉之急。 

  他以中间人的身份调停南北方,促其议和。张謇幕僚赵凤昌的家成为策划、商讨的重要场所。张謇主动担当起通“南北之邮”,多次以中间人身份,约北方代表唐绍仪、南方代表伍廷芳及黄兴等进行商谈。在革命派取得半壁江山时,南北对峙,相持不下。具政治经验并握有军权的袁世凯显得举足轻重。此时,各方也普遍看好袁。孙中山认为袁世凯为有力量之人,善驾政局。黄兴视他为“中国之华盛顿、拿破仑”。时人甚至认为,袁世凯是效忠清廷还是赞成共和,将决定中国亡与不亡的大局。张謇认为,如果不迅速结束南北纷争,发展工商业无从谈起,国外势力亦会介入,中国前途确实岌岌可危,而能使清帝退位的最佳人选非袁世凯莫属。张謇虽与袁世凯曾断交近三十年,鄙视其人品,但对其才能却是认可的。辛亥革命前夕,张謇与袁世凯有番交谈,道故论时,张謇感其已大有长进,认为其见识“远在碌碌诸公之上”。在张謇等人的全力斡旋下,袁世凯终于表示拥护共和、促清帝退位。清帝逊位诏书出自张謇之手,300多字的逊位诏书得到了当时各方的赞同,认为真大手笔也。 

  张謇规劝袁世凯,唾弃其称帝。武昌起义后,他致电袁世凯:“环顾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中。”规劝袁世凯顺应潮流以拥护民主共和。然而,正当张謇为和平、统一和秩序而奔忙之时,袁世凯的图谋逐渐浮出水面。张謇便写信对其进行规劝,希其用实际行动消除人们对“帝制复活”的疑虑。袁世凯非但不予理睬,反而在复辟帝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撤销国务院,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等等。张謇在再三劝阻无效之情况下,深感“国民实业前途,茫无方向”。于是,张謇坚决辞去农商总长职务。得知袁改元洪宪时,张謇更是愤然唾弃:“叛迹益露矣。”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想再邀张謇北上被其断然拒绝。在听到袁世凯的死讯后,张謇在日记中叹道:“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来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群小之手。谓天之训迪吾民乎?抑人之自为而已。” 

  综上所述,张謇与辛亥革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呼吁改革政体,力促君主立宪,发动三次国会大请愿,领导谘议局争取民主权益,这些从客观上推进了革命的进程,助燃了革命的烈焰。特别是,他在转向民主共和后,为各地独立、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及民国成立和运行立下了汗马功劳。革命报纸曾称张謇为“伟大之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张謇等立宪派与革命派共同推翻了清王朝。 

  毛泽东于1942年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说:“我们研究党史,只从1921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辛亥革命的精神,其早期领导人大多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辛亥革命在客观上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并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