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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尧和唐太宗看古代如何选用人才
时间:2013-05-15              字体:       

  近日,鄙人翻阅古籍,发现古人在选用人才方面,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现选择几个小侧面略加点评,供读者茶余饭后消遣之用。 

  

尧帝

 

  当年尧帝想找一个帝位继承者,四方诸侯一致推荐虞舜。尧帝为了考验他,就把两个女儿嫁给舜,从两个女儿那里来考察舜的德行。尧帝经过三年的实践考核,才正式确定用舜。(《尚书·尧典》)在古代,这方面的例子还有。例如明代少保(官名,明代中央一品大员,地位职责与“三公”相同)胡世宁,担任左都御史一职,执掌都察院事务。他考察官员喜欢私访,并亲自接触官员,他认为:“只按评语评定政绩,那往往会毁誉失真,况且评语所反映的情况也不一定真实。”(〔清〕宋宗元《正经》) 

  〔点评〕考察是知人善任的基础。考察准确,用人才能得当;考察失真,用人必然失误。安徽原副省长王怀忠、何闽旭劣迹斑斑,他们由小贪在升迁中变为大贪,步步高升。他们的提拔不会不经过组织部门的考察,问题出在哪里呢?除了贪贿的隐蔽性,一时难以发现外,恐怕与选拔任用干部时组织考察程序上的漏洞不无关系。古人十分强调对人才“品性”的考察,例如曾国藩就主张,“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如果有关领导能深入基层,对群众有反映或者有争议的个别重要干部,不妨来一点“亲自”考察,对其“品性”有全面深刻的了解,那么,就能较好地防止用人失误。

 

  唐太宗 

  唐太宗曾说:“为官择人,唯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资治通鉴》卷194)在他看来,理想的人才应是“才行俱兼”的“四善”之人,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和“恪勤匪懈”。唐太宗的堂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对于居位自己之上的房玄龄、长孙无忌表示不满。唐太宗指出,评定功勋官职应该“计勋行赏”,对皇亲国戚“不可缘私”以赏。然后,他对叔父摆出房、长孙二人的才能和功勋,以及指出叔父带兵无能和临阵脱逃的情况,说得淮安王心服口服,情愿当个闲官。对于高祖时封为君王的几十个皇亲国戚,除卓有功勋者仍封为王以外,其他一律降为县公。 

  〔点评〕“采玉者破石拔玉,选士者弃恶取善。”(王充《论衡》)选才如“拔玉”,总得有个标准。但光有标准还不行,还须坚持原则,择“善”而从。一方面要做到铁面无私,不徇私、不徇情,另一方面选人要坚持看“实绩”,看“功勋”,对于那些试图通过找关系、开后门的跑官要官者,不仅不给官,还要有针对性地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根据为官者的工作情况和实际表现,“量能授官”,努力使能者上,庸者下,务求适人适位。英国哲学家培根在《论柬议》一文中写道:“大错误之造成,或大识见之显出,都在用人得当与否。”古今用人的成功实践证明,用人只有坚持标准和出以公心,才能有效地避免“大错误之造成”。 

  贞观三年(629),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中书、门下两省,都是国家的机要部门。选择有才能的人来担当两省的官职,赋予的责任确实很大。诏令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都必须认真商议。近来发现你们曲从我的意见,顺从我的情面,唯唯诺诺,得过且过,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出不同意见,这是什么道理?如果仅仅是签署诏令、颁行文书,这些事谁不会做?哪里还需要选择人才,委以重任呢?从现在起,凡对诏书敕命认为有不妥当的,都必须提出自己的看法,不要轻易有畏惧的想法,明知不妥却沉默不言”。(《贞观政要·政体第二》) 

  〔点评〕民主是个好东西。唐太宗作为一个封建官僚,能够从选官实践中体会出“民主监督”之意,实为难得。应该说,选用干部应广闻博取,尤其要直接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因为他们对干部的优劣和是非,看得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民主监督是防止用人腐败的有力武器。近几年来,仅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就有18名在任和原任县(区)委书记因卖官买官被查处,也许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是否与民主监督程序几乎成了一种“摆设”颇有关联?很难说。 

  古人说,为政之要,务在举贤。选准用好一个人,就等于树立一面旗帜。(江泽民语)而今我们选人用人的标准和程序规定得十分明确,这是选贤任能的重要保证。如果各地在选人用人时也能像古人那样,多一分选人如择婿的责任心,多一些坚持公正无私的原则性,多一些尊重来自人民群众的民主性,我想,那种被人们一再诟病的干部“边腐边升”的咄咄怪事,也许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