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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什么?
时间:2013-07-05              字体: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宋庆龄,在长达70 年的革命生涯中,矢志不渝地坚持着革命事业。早年宋庆龄追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致力于中国民主革命事业,是孙中山的贤良伴侣和亲密战友。孙中山逝世之后,她忠诚于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始终坚持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始终奔走在革命最前沿。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建立了光辉业绩,尤其是在建立中国福利会、发展儿童福利事业中的贡献更为突出。在与各国人民友好往来、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她是国际知名的活动家,受到中外人士的一致好评和尊敬。她用波澜壮阔的一生展现了自己“操比金石,节砺冰雪”的高尚品格。 

  站在真理这一边 

  在处理国共关系方面,宋庆龄追求真理,对革命形势的发展都能冷静观察,透彻分析,思想敏锐、高瞻远瞩。特别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面对蒋介石的狰狞面目,宋庆龄立场坚定,坚决与之划清界限,并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予以有力还击。在不断向前发展的革命洪流中,宋庆龄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共产党在实现人民主权、捍卫民族利益方面表现的先进性,认为中国共产党才是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因此,她在革命过程中对中国共产党给予极大的支持,不断推动国共关系的更进一步发展。 

  1927 年4 月12 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背叛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进行血腥屠杀,整个中国都处于一片阴霾之中。宋庆龄大义凛然地选择与共产党站在一起,她和毛泽东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40 人一起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是“叛徒”“败类”“民众之蟊贼”。7 月14 日,在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之前,宋庆龄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身份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声明》以鲜明的政治立场,严正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不会和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蒋、汪之流合污。她明确指出,如果不能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国民党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 

  在革命的道路上,宋庆龄始终站在真理这一边,在与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抗争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在宋庆龄的内心深处,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最彻底的革命者,于是加入到这个最革命的阵营中,与一切白色恐怖做斗争,致力于人民的解放事业。1933 年,在上海治伤的红军将领陈赓因叛徒出卖而不幸被捕。宋庆龄获悉后立即到监狱探望,并利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社会声望积极实施营救。她在谈话中严正指出:“请新闻界主持正义!陈赓不是犯人,是爱国者,他拥护孙先生的三大政策最坚决,我要求释放他!”4 月5 日,宋庆龄亲自前往南京,直接找本来极不情愿相见的蒋介石交涉,要求释放陈赓。在宋庆龄义正辞严的斥责下,蒋介石不得不放弃杀害陈赓的计划。5 月底,陈赓在党组织和宋庆龄的营救下,回到了中央苏区。 

  曾任宋庆龄秘书的廖梦醒女士是一位共产党员,由于一些安全原因,在廖梦醒与宋庆龄最初接触的那些革命岁月里,她的共产党员身份是保密的,甚至连宋庆龄都不知道。廖梦醒在宋庆龄身边工作多年,工作上兢兢业业,个人感情也逐渐加深,廖梦醒的处事风格和一些细节使宋庆龄越来越认定她的共产党员身份,虽然宋庆龄心里揣测,但她从来没有挑明,甚至还在一些场合暗示“当共产党也挺好的”。直到廖梦醒晚年提到这件事时仍在盛赞宋庆龄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这一高风亮节。 

  视富贵如浮云 

  1927 年11 月,美国女记者彭瑞娜在莫斯科逝世,宋庆龄在参加完这位挚友的葬礼之后,心情十分忧郁,适逢苏联又正在开展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斗争,政治形势复杂而微妙。此时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由于与共产国际的意见相左,早已悄然离开苏联前往柏林。为了有利于健康并便于与邓演达等讨论复兴中国的革命意见,宋庆龄决定离开苏联迁居柏林。 

  1950 年8 月,“中国福利基金会”更名为“中国福利会”,其任务则由支援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改变为发展中国人民的福利事业,明确规定:“中国福利会的宗旨,是尽可能彻底地迅速地解放妇女和儿童。”宋庆龄继续担任中国福利会的主席。1951年9 月18 日,宋庆龄荣获苏联在1950 年设立的“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她立刻把10 万卢布的奖金全部捐献出来,作为发展中国儿童、妇女福利事业之用。1952 年,中国福利会以这笔奖金为基础在上海创办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曾由中国女青年联合会派到美国攻读教育学硕士的陈善明女士,解放前夕从国外学成归来,之后被宋庆龄挑选到了身边。宋庆龄邀请她开办符合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的幼儿园,并担任园长。 

  宋庆龄对儿童的教育工作历来是高标准、严要求的,她每次前往幼儿园检查工作时,既不打招呼,又不允许身边的工作人员事先打电话通知。下车后,她也不先进会客室,而是直奔孩子们常用的厕所,检查这里是否有异味,是否干净;进了厨房后更是亲自动手,用手摸摸灶边墙角、窗台左右、桌沿椅下,还经常拎起揩布、扫帚细细查看。身边的工作人员忍不住问宋:“夫人,您是堂堂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怎么还爱管这些小事?不怕丢了身份?”每当这时,宋庆龄就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解释道:“这些常用的卫生工具,直接影响到孩子们的身体健康,要时刻注意保持清洁。”作为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不仅没有一点领导架子,还带头做好儿童福利工作,为世人树立了榜样。 

  廉洁 自律  勤俭 节约 

  宋庆龄在生活上厉行节俭,艰苦朴素,即使当了国家副主席,她也从不铺张浪费,对个人的要求十分严格,甚至都影响到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了迎接中国福利会成立20 周年举办了一些纪念活动,在工作人员要求下,她总算同意拍几张照片作留念。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带了专门的灯光照明设备为宋庆龄精心拍摄了好几张照片。等到摄影结束,送走客人后,宋庆龄却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月的电费不得了。”工作人员心领神会地在下个月的时间里减少了用电灯照明的时间。 

  宋庆龄有半夜起来工作的习惯,工作人员怕她着凉,便提议为她缝制一件御寒的风衣。经过工作人员的翻找,搜集到一些零零碎碎的布料,她们将这些布料经过拼凑缝制成一件特殊的披风。如今,这件披风陈列在北京故宫里。乍一看,这是一件很华丽的披风,殊不知它是宋庆龄和工作人员用多达26 块边角布料一针一线地拼制而成的。这件披风,宋庆龄风趣地称它为“八卦衣”。平日里穿的衣服她更是舍不得增添新的,旗袍上衣瘦了,她便在夹缝处拼接上一条再穿。 

  晚年的宋庆龄喜欢书法,她常自责自己的毛笔字写得不好,需要“好好练习练习”。宋庆龄练字的速度很快,工作人员一张一张地铺开,不久,整个房间都摆满了。一些朋友知道宋庆龄在练习书法,就送来不少上乘的宣纸和湖笔。宋庆龄对一张纸、一支笔都十分爱惜,从不乱团乱丢。每次写完正面写反面,直到一张纸实在写不下了为止。每次写完字后,她总是要把毛笔洗得干干净净,竖直挂起来,等笔头干了,再取下插进笔筒。 

  1981 年她的身体每况愈下,5 月13 日,尚在病中的宋庆龄邀请近40 名医护人员来到家中,在餐厅里举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宴会。这也是宋庆龄在世时所举办的最后一次宴会。在这次宴会上,宋庆龄通过身边的工作人员向全体医护人员转达了她对自己病情的特殊要求。她说:“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答谢你们了,我的病是由我的实际年龄所决定的,已不可救药了。我真心希望你们不要再在我的身上多费心血了,把药物节约下来,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当时所有的医护人员听了都无不为宋庆龄宽广的胸怀所感动。 

  经济开支公私分明 

  在宋庆龄的一生中,凡是以她的名义送给友人的礼物与举办的宴会,都是从她的生活费中开支,真正做到了公私分明。 

  李燕娥是在宋庆龄身边工作时间最长、陪伴她最久的佣人,其实工作性质与生活秘书无异。1927 年李燕娥来到宋庆龄的身边,照料宋庆龄的饮食起居,直到1981 年2 月5 日逝世,陪伴宋庆龄走过了53 年的风雨历程。这期间,李燕娥的工资一直都是宋庆龄自己支付的。解放后,当时的中国福利会秘书李云曾向宋庆龄建议,认为李燕娥的工资可以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由公家来付。但是宋庆龄说什么也不同意,她说:“不行,我不愿增加国家的负担。” 

  宋庆龄是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在世期间曾与多位外国友人交好,但送给外国贵宾的礼物却都是由她自己出钱购买。1963 年1 月17 日,宋庆龄在寓所接见锡兰(今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宋庆龄事先嘱咐时任寓所管理员的周和康购置相赠外宾的礼物,在之后的账簿审阅中,她发现赠送给锡兰外宾的礼品中国绸缎共计293元,没有从她的工资中开支,便立即找周和康谈话,说:“这样做是错误的,一人做事要认理、论法,公就是公,私就是私。这样公私不分,就是贪污行为。”最后,宋庆龄硬是从下月的工资里扣除了这部分费用。她就是这样一位以身作则、公私分明的领导干部,不仅严于律己,更深深地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位工作人员。 

  宋庆龄的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在风雨交加的革命岁月里,她犹如泰山顶上久经风霜的劲松,又如一颗光芒收敛的晨星,留影于东方大地。她至死不渝的爱国精神、立场坚定的革命意志、正义凛然的革命情怀以及不为名利的高贵品质,如风煦美,雅洁长逸,值得后人所敬重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