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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广州起义中的苏联因素
时间:2013-07-01              字体:       

  众所周知,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深受苏联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双重的,既有正面的积极作用,也有负面的消极影响。于此,毛泽东曾有过这样的论述:“第三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周恩来进一步分析:“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中期的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本文以俄罗斯解密档案及当事人的回忆为根据,剖析1927年中共领导的广州起义中的苏联因素及其影响,证明周恩来以上论述是正确和深刻的。 

  是否发动起义,存在严重分歧 

  1927年12月11日凌晨爆发的广州起义,是在莫斯科的策动、指导和积极参与下发动的。早在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领导人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以及苏联军事顾问密商南昌起义具体事宜时,苏联军事顾问布留赫尔(即中国人熟悉的加伦将军——笔者注)就已设计好了南昌起义军的未来去向和前途——南下广东,占领出海口,以便获取苏联援助,先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府,再图第二次北伐。这一设想得到了莫斯科的赞同。8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致电布留赫尔:“您关于汕头等等的意见,我们认为都是正确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上述密商的李维汉后来在其《回忆与研究》一书中也指出:“至于南昌起义军要南征去占领潮汕,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更是共产国际的具体指示。” 

  应当说,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对广州暴动寄予了厚望。1927年8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听取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后,决定“认为有必要满足乌拉尔斯基(即上文的布留赫尔——笔者注)同志打算装备大约一个军的请求。为此目的拨给15000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算在库伦储备物资账上)、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带2000发炮弹,总金额110万卢布”;并责成“米高扬同志要紧急弄清楚在汕头设立商务代表处或另外一种经济机构的可能性”。同年8月13日发送给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的又一封密电中,斯大林明确指出:“广东的暴动应在成立真正革命的国民党政府、切实实行土地革命并同共产党结成紧密联盟的口号下进行。” 

  为了论证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前景,1927年9月14日,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还专门邀请此前不久从中国返回苏联、曾在中国军队担任过军事顾问的一批高级军官开会。尽管与会者看法不一,既有乐观的,也有悲观的,但苏联领导人显然受到了其中持乐观态度的将军们的影响。因为9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作出了决定:“在三周内准备好向中国派遣两名高级军事人员和10名中级军事人员”,“将呆在库伦的41名中国人分成几个小组派往广东,听候H部队(即南昌起义部队——笔者注)革命委员会的调遣”。 

  可是,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军,经过两个月的南下苦战,到达广东潮汕地区却惨遭失败,损失十之八九。在这种情况下,1927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不得不指示南方局和广东省委:“中央认为叶、贺既已溃败,在最短时间暴动夺取广东全省政权的计划,暂时已经不可能,因叶、贺之溃败而停止各地之暴动”,“广州暴动的计划应即停止”。〔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广州起义资料》(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此时,曾参加过德国工人起义的德国共产党员、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受莫斯科的派遣抵达香港,他的到来使已经停止的广州暴动准备工作又继续进行下去。10月15日,诺伊曼参加了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联席会议。他在会议上指定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等6人为南方局委员,指定周恩来、张太雷等6人为南方局下设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在他的影响下,会议通过了《通告第十四号》:“既然我们广东的暴动完全是独立的行动,当然决不能因叶、贺军队之失败而取消之”,“贺、叶军队的失败,并没有增加敌人的稳定,反而更引起剧烈的内部冲突”,“工农运动的高潮非特不因东江军事失败而低落,实际上更形高涨”。〔《广州起义资料》(上)〕 

  同年11月29日,诺伊曼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发送了一份密电,汇报说:“城市的权力牢牢掌握在张发奎手里,他采取了明显的反动的方针,逮捕工人,驱散罢工者。工人强烈不满,情绪激昂。军事形势依旧。市内除警察外只有三个团,其中在特别独立团里,共产党支部很强大,领导着大多数士兵和党员,在第二团里我们的影响也很大。海丰地区的农民暴动正在迅速发展……我们正在组织大罢工,开始成立在革命工会领导下的赤卫队。已把叶挺召来了……实际上我们还没有确定起义日期,因为鉴于上述决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恳请你们立即向广州发出指示。” 

  当时的苏联驻广州领事波赫瓦林斯基则坚决反对立即起义。同一天,他也给莫斯科发送了密电:“立即举行暴动的方针是错误的,因为党没有力量在广州夺取和建立政权,举行暴动除了无谓的残杀外只会导致消除现时的改革派,他们尽管有其反动性,但在国民党内是个特殊的派别……拒绝同张发奎会见,我认为是错误的。”他请求莫斯科立即给诺伊曼发出相应指示。 

  苏方明确同意广州暴动计划并提供经费支持 

  1927年12月9日,莫斯科又一次收到诺伊曼发自广州的密电:“坚决请求立即给我们指示,我认为暴动时机已完全成熟,拖延会给力量对比带来不利变化,因为铁军将回来,我们的部队将调走,汪精卫的正式政府将成立以取代现时的空缺状态。工人的胜利对整个中国会有无可估量的意义。这里的领事馆实行的是同张发奎进行谈判和不举行起义的腐朽的惊慌失措的方针。”同日,诺伊曼再次给莫斯科发来密电:“如果我们收不到对今天这份电报的答复,我们就于星期一清晨发动。”莫斯科很快举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批准广州起义计划。12月10日,斯大林致电诺伊曼:“关于广州事件的电报收到。鉴于群众中存在一定的情绪和当地比较有利的形势,不反对你们的意见,建议行动要有信心要坚决。” 

  以这封密电同1927年7月25日莫斯科发给中共的有关举行南昌起义的答复密电相比,这封密电内容清晰、态度明确,而7月25日那封密电则含义模棱两可:“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电文看上去意见“非常全面”,实际上是反对举行南昌起义的。 

  那么,为何斯大林对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态度如此迥异呢? 

  首先,从1923年1月26日签署《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至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莫斯科一直视国民党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而中共在莫斯科看来,暂时还是一个比较弱小的党。蒋、汪等人相继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无疑是狠狠地抽了莫斯科一记耳光。此时莫斯科的心思是极其复杂的,既愤怒于蒋、汪等人的背信弃义,又不甘心自己多年的努力和付出付之东流,同时对国民党还没有完全死心,正是这种心思使得莫斯科对南昌起义采取了表面上赞同、实质上反对的态度。 

  其次,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以及随后南昌起义的失利,使得斯大林颇受党内反对派托洛茨基等人的指责。比如,托洛茨基在1927年5月7日《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中指责:“中国革命4月的失败,不仅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同时也是官僚主义指导方法的失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以后,4月23日共产党中央和武汉‘左派’共同发表了一篇宣言,在宣言中说:我们后悔,事前没有准备,现在我们只好说一声真实的惭愧吧!(4月28日《真理报》)这几个忏悔哭泣的字中除了作者的原意外,已经把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步骤的估计无情地驳复了。”在这种情形下,斯大林亟需以实际行动和实际效果来反驳反对派对他的指责,因此,他对广州起义寄予了厚望。 

  第三,斯大林也搞了调查研究。除了上文所述1927年9月14日会议上将军们的乐观言论,以及诺伊曼几次来电声称广州暴动恰逢其时外,其他渠道汇集到莫斯科的情报也对莫斯科的决策产生了影响,如赤色工会国际驻上海代表米特凯维奇发送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密信指出:“在像广州这样的地方,苏维埃可能也应该作为暴动机关在夺取政权的斗争过程中建立起来。对广州的指望暂时兑现了:工会合法化了,即将召开广泛的工人代表会议,黄色工会被驱逐了,有五个县被农民队伍占领,那里进行着一场真正的革命”等。 

  早在1927年8月5日发送给布留赫尔的密电中,莫斯科就指出:“我们不怜惜钱,我们已经给您寄去了,但是在上海被截留了。糟就糟在没有寄送的渠道。请告诉我们渠道,一切就会就绪。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去办。”与此同时,斯大林指示加拉罕“立即跟加马尔尼克商谈,并从海参崴派遣一名可靠的特工人员带去30万美元”。 

  当事人的回忆也证实了莫斯科对广州暴动曾给予了经费支持。俄罗斯历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乌索夫.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援助》一文中,披露了诺伊曼的太太玛加雷特.布贝尔—诺伊曼关于广州起义的一段回忆:“他们(指诺伊曼和罗明纳兹——笔者注)乘坐一艘大型远洋轮船,继续向香港航行……当然,他们是用假名字旅行的,并且举止尽量不引人注意。他们最操心的是箱子里的贵重物品。他们两人轮流在舱里值班守护。可是,当轮船行驶到下一个港口,要停靠几个小时,所有乘客都上岸观光城市去了,这下子两个人犯了难。怎么办?是留在船上招别人猜疑吗?还是把贵重行李留在船上无人照看……最终,他们在确信无人注意之后就上了岸。当他们回到码头的时候,听到了一个糟糕的消息,乘客们被告知不能再上船,因为很快就刮台风。轮船因为要遵守航行时刻表,已经开走了……就在绝望的时候,诺伊曼和罗明纳兹找到了一条破旧小船的衣衫破烂的船主,那条小船勉强能在海上行驶。小船主人同意把他俩送到船上,条件是得付他一大笔钱,他确实用他那只可怜的小舢板将他俩送到了已经准备起航的轮船上。手提箱没人动过。可是,他们不希望出现的情况恰恰出现了:他们招人注意了。不过这没有妨碍他们顺利抵达香港,再乘火车抵达广州。”该文继续写道:“在广州的一家旅馆的房间里,他们见到了中共广州分部的负责同志们,他们应当将经费转交给这些负责同志。中国人数了两次美元,情绪有些激动,低声嘀咕着什么,不知何故又进入隔壁房间交谈了一会儿,然后告诉共产国际的两位密使:钱数比等待和告知的数额差了3000美元,两位密使很震惊,这意味着当他们不在的时候,有人动过箱子。他们请中国人再点一遍钱,钱数仍是那么多,他们要求往上海打电话,询问箱子里究竟放了多少钱。来自上海的答复更加出人意料:所说出的数目比罗明纳兹和诺伊曼所带来的钱还要少2000美元。” 

  诺伊曼太太的上述回忆,一方面证明共产国际确实向广州起义提供了经费支持,另一方面也表明共产国际在财务管理上存在一定问题。 

  苏联顾问直接参与广州起义 

  上文所引证的1927年9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定:“在三周内准备好向中国派遣两名高级军事人员和10名中级军事人员”,表明莫斯科曾决定对广州起义提供人员方面的帮助。 

  广州暴动期间,新闻媒体报道材料表明苏联军事顾问直接参与了广州起义。比如1927年12月13日北京《晨报》报道说:“当混战时,有俄人十余名参加指挥,市内青年团男女学生,亦提新式驳壳加入作战”;12月15日该报又报道说:“查共军此次窃据广州,其初只得三四千众,然有作战能力者,则唯黄琪翔部之第四军教导团及第十二师炮兵一连,余皆所谓农军、赤军,皆属乌合之众,不能称之为军。但其枪械极为充足,每人皆有新式长枪或短枪与手榴弹。此项枪械,乃由俄国最近秘密运入广州,存储于东山苏俄领事署者。” 

  如果说媒体报道可能有不确之处的话,那么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应该是有说服力的。广州暴动期间担任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的聂荣臻在1978年夏天回忆说:“暴动的决定虽然是省委会议通过的,但实际上策划的灵魂是德国人威尔曼(是共产国际派来指导暴动的代表,一共派来三个,有一个叫何锡思,是位苏联将军,在背后指挥,没有出面,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抄了苏联领事馆,何锡思被捕后牺牲了。另一个名字记不起来了)。这个人是不讲具体条件的十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者。”聂荣臻这里所说的“威尔曼”就是诺伊曼;“何锡思”是指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А.И.哈西斯。 

  再看广州起义期间张太雷司机陈全的回忆。起义失败后陈全向香港的同志叙述了张太雷遇难的情景:“十二号下午,西瓜园群众大会散后,张太雷同志和他的警卫员,还有一位军事顾问和他的警卫员坐上小汽车……不料车过了光孝街农工厅后,在油栏门至玛瑙巷附近,遇到一排保安队(或体育队)反动武装冲出来,他们见小车车头插着红旗,便进行截击,车子被打坏了。坐在南边的军事顾问及其警卫员迅速向南边骑楼走去,倚柱掩护还击;坐在北边的张太雷同志及其警卫员从北边下去,首当其冲,身中数弹,重伤倒地……在附近站岗的赤卫队同志闻声赶来,追击匪徒,同时找来了车,把张太雷同志和他的警卫员的遗体运往总指挥部。”这段文字也从侧面证明了苏联军事顾问参与了广州起义。 

  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外交官们也公开介入暴动。广州起义时曾是起义主力教导团一连战士的范大光后来回忆:1927年12月11日晨,“天还没有发亮,苏联驻广州的领事到总司令部来了。他一个一个地同我们握手,还说,他代表第三国际来向我们道贺和慰劳”。广州起义期间曾是共青团广州市委组织的“青年赤卫队”一员的薛尚实回忆:1927年12月12日“下午两点钟左右,各单位代表来了一百多人。意想不到,苏联领事馆还派了一位国际青年代表前来出席。他一到会场,全体代表鼓掌欢迎……这时那位国际青年朋友站起来,用中国话高喊;‘同志们,布尔什维克万岁!’大家跟着鼓掌高呼:‘布尔什维克万岁!’‘广州苏维埃政府万岁!’” 

  苏联外交官喋血广州街头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广州起义军本应及时撤出广州城,将宝贵的革命力量保存下来,以图长期斗争;然而,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和命令下,起义军一度试图固守广州城,从而错过了及时撤退的良机,终致起义失败。聂荣臻回忆说:1927年12月“十一日深夜,我们在起义指挥部里开会分析了形势,叶挺同志看到形势不好,认为不能再在广州坚持,主张向海陆丰撤退。这个主张本来是正确的,当时的国际代表威尔曼不懂得打仗,主观武断,说搞暴动只能前进,不许后退,批评叶挺是主张去做土匪。张太雷同志不懂军事只听国际代表的话,从此,叶挺同志不再讲话了”。 

  后来反动军队集结反扑进城时,广州起义军匆忙撤退,又未及将撤退命令传达到所有的单位,致使不少单位根本就不知道撤退的命令。结果5700多人遇难。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也遭洗劫,领事馆里的所有人员,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苏联人悉数被捕。 

  这些苏联外交人员并未立刻被枪决。事后,苏联驻广州领事波赫瓦林斯基回忆,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是在1927年12月13日晚上8点左右,大家都在饭厅里吃晚饭时被包围的。在拖延了一段时间以便烧毁相关文件后,他决定打开领事馆大门,这样,领事馆里的所有人员都遭到了逮捕。他们被“一对一对地拴在一根长绳上,然后带往城里”,在经历了痛苦、惊惧的一夜之后,第二天,也就是12月14日“大约在12点左右,那帮军官又来了”,“还是那个军官依次点了乌科洛夫、伊万诺夫、马卡罗夫、波波夫以及所有中国人,其中包括一名妇女和小孩的名”。“开始时我认为他们是在司令部附近就地被枪杀的,因为在他们走后不久我就听到了几阵排枪响。但我在被释放后才得知,原来,这几阵排枪声是当着俄国同志的面枪杀我们的中国雇员鲁、阿瓦、罗、姓王的妇女和姓邢的小孩的枪声。而那些俄国同志又受到了一次侮辱: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绑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俄国共产党分子,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处治他。’他们身背这些牌子被带往城里。大街上一帮被起义惹怒并吓坏的商贩欣然响应牌子上的号召:一路上尽向他们投掷东西,打他们,用小刀刺他们,向他们身上吐唾沫等等。他们就这样走了一俄里半,来到了公安局大楼前。在那里的广场上,他们的痛苦终于结束了——他们被枪杀了”。尸体很长时间都没有被移走。 

  除了波赫瓦林斯基上述回忆中列举的四位苏联外交人员外,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А.И.哈西斯也惨遭杀害。国民党军阀的暴行激起了莫斯科的极大愤慨,1927年12月2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将拥护国民党军阀的中国反革命分子(学生和其他人)逮捕和监禁起来,直到华南领土上的所有苏联公民被释放为止,此后将他们驱逐出境”;“关闭和撤走所有经济机构,包括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和苏联商船队的机构”。1927年12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指示电:“建议采取最强有力的行动来反对中国的反革命、白色恐怖和杀害苏联驻广东代表的暴行。必须举行群众集会、示威游行和在英国、日本和美国领事馆前游行。口号是保卫中国革命和苏联。事件极其严重,必须唤起民众,使所有附属机构(同盟、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等)都行动起来。” 

  如何评价广州起义中的苏联因素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下,发动武装起义,向世人亮明中国共产党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本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但是,在革命处于低潮、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坚持攻取、固守城市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相当长时间里,由于多种因素,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抱持着这个幻想,从而遭受了一次次失败,付出了一次次沉重的代价。 

  这其中,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及其领导人对中国革命指导思想上的严重失误是最主要的因素。主要表现在无视中国的国情,无视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的实际现状,而主观地判定中国革命正在走向高潮,人为地、盲目地将苏俄革命和欧洲革命的模式强行移植到中国来。 

  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还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都没有正确地总结出广州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和真正教训。罗明纳兹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声称,广州起义尽管在领导上存有重大错误,但是“它依然是新的苏维埃革命时期的一面旗帜”。而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为革命开辟了新的胜利道路、擎起一面旗帜的,不是旨在夺取中心城市进而建立革命政权的广州起义,而是走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胜利道路的秋收起义。 

  (作者:徐元宫 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