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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雅典民主产生的条件
时间:2013-05-23              字体:       

  为什么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200多年里,在古代希腊存在过雅典这样的实行民主制的城邦,这是全世界众多学者长期探索而迄今未取得共识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本人对于产生古代雅典民主的历史条件的认识,也在深化和完善。在关于雅典民主的专著和论文汗牛充栋的情况下,要谈论古代雅典的民主,首先要说明笔者对民主的理解。在本文中我们所说的民主,乃是奴隶占有制城邦的一种政体。这种政体在把整个城邦的利益置于首位的同时,确实能够保证绝大多数公民有一定的参政权利,使其对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积极影响;确实能够使绝大多数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一定保障。 

  笔者认为,在探讨古代雅典民主产生的历史条件这样的问题时,正确的途径是着重分析古希腊历史发展的特点,特别是古代雅典历史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不能不多少涉及早期奴隶占有制社会有关的一些理论问题。 

  我们的研究不打算涉及古代希腊文化起源以及迈锡尼文化对公元前第一千年纪希腊历史发展的影响之类极其复杂的问题,而是局限于公元前第一千年纪之内的史实。 

  对于像修昔的底斯这样对公元前第一千年纪的希腊历史作过深刻研究的历史学家的一些论述,是应该高度重视的。他指出,古代希腊历史的发展与其他民族有许多共同之处,荷马史诗中就没有使用过后来希腊人以之指称非希腊人的“βαρβαροs”一词。①他并且解释说,之所以如此,乃因为当时讲希腊语的诸族并未形成一个不同于讲非希腊语的各族的群体。② 

  希腊人并非现在称为希腊的这块土地上的最早居民。属于伊奥尼亚人一支的雅典人,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已在阿提加定居。当公元前第一千年纪上半叶希腊许多地区由于多利亚人的迁徙和征伐而动荡不已的时候,雅典由于不处在连接希腊北部和伯罗奔尼撒之间的直接通道上,加上土地贫瘠,倒显得相对安宁,成了来自许多地方的移民的定居之所,特别是阿哈伊亚各族的氏族贵族的避难地。③正是由于这一情况。古典时代的雅典人以阿提加的固有居民自诩。④他们自认为土生土长。并且确实构成阿提加居民的主体。这种因素,对于雅典城邦的发展和政体的演变,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这里排除了斯巴达国家产生和存在的过程中征服的巨大作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紧张而复杂的相互关系所引起的一切后果。

  由于雅典是通过“合并运动”形成的大邦,这就使得雅典居民的构成和居民中的等级阶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斯巴达。而不同的等级阶级力量对比,对于城邦政体的形成和发展,关系极大。 

  在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初的雅典,全境之内的居民中,雅典人占多数。不仅如此,在雅典的全体居民中,自由人所占的比例,远大于斯巴达⑩。在自由居民中,就数量而论,又占压倒优势⑾。 

  雅典人中的自由人,分别属于3个不同的等第,即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 

  修昔的底斯指出的古代希腊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即随着财富的增加和对外交往的扩展,拥有固定特权的世袭王权衰落了,⑿这种现象很值得注意。在公元前7世纪前后,有的城邦在僭主政治一度取代世袭王权之后,建立了共和政体。在科林斯,情况就是这样。在斯巴达,原有的拥有固定特权的世袭国王,适应建立“平等者公社”的需要,变成了实行贵族共和制的权力机构中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众多城邦长期实行共和制,这是古代希腊特有的现象。雅典的世袭君主政体,至迟在公元前7世纪初已经被贵族共和政体所取代。 

  凡是既读过《尚书》等中国古书,又读过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著作的人都能发现,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希腊古代的王权有明显的巨大差别。《汤誓》中的“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牧誓》中的“其于尔躬有戮”这样一类的话,说明中国的君主操有把自由民变为奴隶甚至随意杀戮他们的巨大权力。这与阿加门农对待盛怒的阿希列于斯所表示的忍让,奥德修斯家族在惩罚了为非作歹的一群求婚者之后,只是祖孙3人和家奴一道与暴乱的民众对抗,并且在雅典娜的指示下按照神意与伊塔卡民众实现和解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照。 

  荷马史诗所反映的希腊王权孱弱,显然与公元前第一千年纪上半叶希腊诸邦的历史传统、地理环境、居民状况以及国际环境有关。在地狭、民寡、多山而各地区间交通不便、整个希腊大陆相对孤立而又无外部强大部族的扩张形成对自己的生存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众多分散的讲希腊语的氏族部落集团,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没有强大的军事需要,在刚刚诞生的早期国家中,主要为军事活动服务的王权,是发展不起来的。 

  B·林肯在《<伊利亚特>中与特尔西特斯有关的一段情节》一文中断言,《伊利亚特》中描述的王权的基础是王的权杖。他并且解释说,权杖体现了王权来自宙斯这样一种思想。但是,仅仅依靠权杖,既不能完全实现对民众的监督,也不能阻挡桀骜不驯的人发表不中听的言论。⒀ 

  由于史料缺乏,我们无法确切说明雅典世袭王权消失的具体过程。科洛鲍娃认为,雅典世袭王权的消失,不是一次性的行动结果,而是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设置了新的公职,逐步使世袭国王处于权力机构的次要位置之上。⒁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最早设置的是代替世袭国王指挥军队的统帅。后来又先后设立了执政官和6名掌管司法的高级官员。在公元前7世纪时,包括由世袭国王演化而来的称为“王”的雅典城邦最高官员(执政官),总计9名,都是按照门第和财富,从氏族贵族中选举产生。⒂ 

  世袭王权的消失,共和制的存在,无疑,在一定的情况下,有利于民主制的出现和发展。 

  推动古代雅典的共和政体向民主政体演变的最重要的力量,是在特定有利的国内外环境中,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自由平民反对氏族贵族转化而成的奴隶主的剥削、压迫和专横统治的斗争。这种斗争,与带有严重氏族贵族烙印的不同奴隶主集团相互矛盾的利益追逐,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不断促使雅典社会沿着实现城邦政权机构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日渐民主化的道路发展的强大力量。⒃ 

  雅典的相对广大的地域,众多的人口,加上既能发展农业,又有发展工商业、采矿业的自然条件,为雅典人在捍卫城邦的独立的同时,按照自身发展的需要,实现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诸方面的变革,提供了合适的条件。特别是为中小所有者队伍的扩大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城邦的独立和中小所有者的众多并且有力量,是发展民主、巩固民主的不可缺少的因素。⒄ 

  在探讨古代雅典民主产生的原因和特点的时候,应该十分重视研究早期奴隶占有制的社会的国家,特别是城邦早期发展阶段的政治权力结构和等级阶级斗争特点。在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初的雅典,还不存在由某一个人或某一集团单独掌握的独立于雅典公民集体之外,以控制雅典公民集体或者镇压其中的异己部分为目的的武装力量。雅典民众挫败大约发生于公元前640年的居龙夺权活动和梭伦发动和组织的雅典人与墨加拉人争夺萨拉米斯岛的战斗,都说明这一点。这就决定了氏族贵族的统治,无论是在经济、司法领域,还是在宗教文化方面,都首先是凭借传统和习惯法的力量。氏族贵族中间不同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的成败,不能不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广大自由平民的意志和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杰出历史人物的活动,必须符合多数群众的心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我们在评析他们的功过是非时,应该特别注意分析当时的历史环境,他们的活动的客观效果。对于像梭伦这样一类的历史人物的活动,我们就应该从这样的角度去进行分析。 

  美国著名世界古代史专家切斯特·G·斯塔尔在《希腊文化起源(公元前1100—650年)》一书中写道:“在几个世纪之内,希腊文化艰难地缓慢前进。然后突然地,在8世纪末和7世纪初,爱琴世界明显地表现出革命性的变化。”⒅他还指出:公元前750年至公元前650年这个革命的年代,是整个希腊历史最富戏剧性发展的篇章。变革涉及诸多彼此相互关联的方面和领域,其原因既蕴藏于前一阶段希腊历史的发展,也与外部文化联系相关。⒆的确,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整个希腊人世界进入了各方面蓬勃发展和剧烈变革的时期。雅典的历史也在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和公元前6世纪初步入了新的时代。其明显表现是,内部的各类矛盾,首先是不同氏族贵族集团之间的矛盾,再就是广大被压迫剥削的普通氏族成员,特别是缺乏或者失去土地因而面临本人以及亲属沦为奴隶的巨大威胁的农民群众,与统治剥削他们的氏族贵族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是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早期奴隶占有制社会中,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必然出现奴隶占有制的影响日益扩大,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雅典国内矛盾激化的鲜明表现便是大约发生于公元前640年的没落氏族贵族居龙夺权未遂事件,以及公元前621年执政官德拉科的立法活动。前者主要反映了不同氏族贵族集团,首先是富有的当权者与没落的失势者之间的矛盾。德拉科的把习惯法用文字记录下来公之于众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掌握司法大权的当权氏族贵族的肆意横行。雅典历史已经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迫切需要实行一次剧烈而且深刻的变革。公元前594年梭伦所推行的改革,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 

  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都十分明确地指出,在梭伦改革之前,在雅典人内部存在过关于政体的激烈争论,广大民众最为不满的是遭受奴役。⒇他们不满意于自己对城邦内部的任何事务都无权参与,要求彻底改变政体。离开奴隶占有制来讨论梭伦改革,就不能充分阐明这次改革得以成功的原因及其深远影响。[21] 

  公元前594年,梭伦当选为拥有立法大权的执政官。这位传说远祖是雅典国王科德罗斯,[22]能为斗争各方所接受,深刻理解自己肩负的任务而又睿智的一身兼任执政官(αρχων)、立法者(νομοθετηs)和“仲裁人”(δταλλακτηs)三项任务[23]的不平凡人物,充分行使自己的职权,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城邦内外关系和城邦内部的等级阶级关系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 

  梭伦实行的最重要改革,就是废除并且禁止在雅典人中间一度广为流行的基于债务而发生的富有的雅典人奴役贫困的雅典人的债务奴役制,从而使得整个雅典城邦摆脱了由于债务奴役猖獗所造成的分崩离析状况,使雅典人构成的自由人集体在阿提加境内成了自由和财产得到可靠保证的、有别于同一地域之内的非雅典人的、有完备结构的政治组织。这就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雅典公民集体,逐步调整公民中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梭伦颁布的“解负令”的最明显的受益者,首先是缺地少地的农民群众,在解除他们因债务而沦为奴隶这种最大痛苦的同时,使他们成了雅典城邦这个公民集体中享有一定政治权利、生命财产得到一定保障的成员。 

  在使广大平民免除因债务而沦为奴隶的威胁的同时,梭伦又通过设置四百人会议,保障所有公民都有权参加重新获得活力的民众大会和新建的陪审法庭这样一系列措施,使民众的政治权利有了可靠保证。 

  在评述梭伦改革的意义时,亚里士多德十分正确地指出:“看来,梭伦的政体在三个方面最具民主色彩,最主要的是不允许以人身自由作担保的借贷,再就是任何人都有权保护被欺凌的人,第三则是可以向陪审法庭提出申诉,据说,因此而群众有了力量。民众既然在表决方面是主人,也就是政体的主人。”[24] 

  禁止以人身自由作担保的借贷,这就在原则上决定了雅典人只能靠奴役剥削非雅典人来发展当时处于上升阶段的奴隶占有制。向陪审法庭申诉以及任何人都可以保护被欺凌者这两项权利,既是对凭借司法权力胡作非为的氏族贵族的极大限制,又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源于原始社会的同一氏族成员必须相互保护的社会习俗,强化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这两个方面都有利于增强公民集体的团结,壮大平民的力量。 

  梭伦立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进一步确认私有财产在雅典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在承认土地为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将雅典公民按各人每年收获农作物的数量,划分为4个等第,并且规定不同财产等第的公民拥有不同的政治权利和义务。首先是按财产多少担任行政职务和参加不同兵种。他还规定,没有合法男性后嗣的公民可以自由地处置遗产,不必留给本氏族的成员。这一切都削弱了强调血缘门第的氏族部落制度和氏族贵族的影响,有利于雅典社会中不同等级阶级之间在各个领域的斗争的开展,促进雅典公民集体的团结。 

  梭伦根据雅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促进雅典经济潜力全面发展的正确政策。他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即雅典由于地理位置比较安全而能够吸引四方居民的到来,同时又因土地贫瘠而难于光凭种植谷物来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便通过立法来鼓励栽培和加工葡萄、橄榄这类经济作物,又大力促进公民从事多种手工业,以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加工、发展手工业推动商业的发展。他还颁布法律,规定,儿子可以不赡养父亲,如果父亲没有使他学会一项手艺。[25]他要求战神山议事会监督每个人的生活来源,严厉惩罚游手好闲的人。这样一系列措施,无疑有利于巩固和扩大雅典公民集体中中小所有者的队伍,增强他们在整个公民集体中的作用。 

  发展工商业,使谋生手段多样化,可以减轻人口增长而造成的需求更多耕地的压力,从而缓解为了寻求耕地被迫移民。[26]这样,便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保证阿提加境内有比较多的雅典公民。而公民人数的多少,又是决定城邦兵源的重要因素。充实的兵源是维护城邦的政治独立和实现对外扩张的重要条件。在梭伦改革之后的一、二百年里,雅典的公民兵源一直是比较充足的,他们构成维护和发展雅典民主的重要力量。 

  按照普鲁塔克的说法,梭伦是非常注意发展雅典公民的集体意识和一定的平等观念的。他指出,这位立法者正确地力图使公民们习惯于像同一躯体的不同器官那样同甘共苦、息息相通。[27]同时,梭伦又用法律禁止每个公民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28] 

  在古代希腊的具体情况下,民主只能是有公民权的自由人集体、即公民集体内部的事。一个稳固并且有可能在适宜的内外环境中发展壮大的公民集体的存在,是民主政体能够产生发展的决定性条件。 

  这种公民集体的存在和发展,受到奴隶占有制社会特有的发展规律所制约。这种规律表现为:一方面,通过立法使公民成为区别于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和奴隶的拥有特权的等级,并且借助废除公民内部的债务奴役之类手段保护公民不致沦为奴隶;另一方面,又通过逐步消除一些由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利于公民集体的巩固和团结的风习和势力,来壮大整个公民集体的力量。并且凭借这个集体的力量来保护包括奴隶主在内的所有公民的利益,促进奴隶占有制在城邦内外的发展。 

  梭伦改革得以实行,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普鲁塔克在《梭伦传》中对此作了详细记述。概括地说,就是梭伦巧妙地利用当时雅典城邦内部氏族贵族不同集团之间的斗争,因债务奴役的不断发展而造成的以农民为主体的穷人反对富人的日趋激烈的斗争,利用了这些争斗引起的雅典在与邻邦墨加拉的土地纷争中的屈辱失败来激发雅典人凭借改革以自强的情感,又藉助于对雅典城实行祓除的机会博得对自己的信任。[29]这一切有利于梭伦以“仲裁人和立法者”的身份进行活动的条件,全都具有早期奴隶占有制社会的明显印记。[30] 

  梭伦的多方面富有成效的立法活动,是雅典城邦从共和政体转向民主政体的重要标志。但是,要使民主政体在雅典牢固地确立,那还需要全体雅典人根据城邦内外形势的变化,继续克服一切不利因素,不断完善保障和扩大第三和第四财产等第公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的制度。这个过程延续了100多年,终结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 

  作为“仲裁人和立法者”的梭伦,既不可能也没有意愿解决当时雅典公民集体面临的一切内部和外部的矛盾。他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劳,是通过自己的立法,为雅典公民集体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斗争,制定了一个有利于整个公民集体多方面的潜力能够顺利发展的规则。其要旨是:在维护整个公民集体的等级特权,增加整个公民集体能够控制的物质财富的情况下,适当调整不同财产等第公民之间、不同氏族贵族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藉以巩固公民集体,增强抗御外敌和剥削来自外族的奴隶以及异邦人的能力。 

  按照普鲁塔克的记述,作为立法者的梭伦,由于感到难于同时取悦斗争的各方而离开雅典云游四方。但在雅典内部,不同形式的斗争持续不断。从希罗多德、修昔的底斯、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记载中,我们得知,在梭伦改革之后直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内部历史发展的主流是逐步完善和巩固民主政体。 

  从公元前594年梭伦实行改革到公元前451年雅典公民大会根据伯里克利的提议通过著名的公民权法的140多年中,雅典政治制度的显著特点是,在粉碎斯巴达等希腊城邦对其内政的粗暴干涉,赢得希波战争的辉煌胜利的同时,成功地实现了对外扩张。雅典城邦能够控制的地域的扩展和解决无地以及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的军事殖民制度相伴而行。丰富的战利品和从外邦得到的大量耕地、贡金,既使富有的奴隶主拥有更多的财产,又为扩大属于梭伦财产等第划分中的第三和第四等第的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社会福利,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而上述一切,反过来,又促进了雅典公民集体的内部团结,增强了该集体的凝聚力。 

  雅典的民主制度建立在对雅典国家能够控制的地域内的全体居民作严格的等级划分的基础之上(即将居民划分为公民、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和奴隶三大等级)。并且,等级的划分,是以源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为依归,既不是主要以财产多少为根据,也不是以所定居的地域为转移。[31]但是,在公民集体内部,则是以财产的数量划分等第,规定属于不同财产等第的人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这种公民集体内外等级划分的不同标准,即一个是以血缘,一个是以财产,乃是雅典的奴隶占有制社会民主制度的根本特色。 

  从居民的等级划分的角度看,雅典民主是狭隘的,仅为拥有公民权的一些特权人物所享有。而从公民集体内部各人享有的权利这个角度看,雅典民主确是广泛而普遍的。全体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并在其中自由发表意见,都有权按法定程序担任五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成员以及其他民选公职,都有权享受雅典城邦政府提供的一切福利待遇。 

  雅典民主的狭隘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归根结底,是雅典这种早期奴隶占有制社会的特殊等级阶级关系在政治方面的体现。而这种狭隘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又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巩固和发展奴隶占有制度,发展经济和文化所必需。作为上层建筑的雅典民主是维护和推动奴隶占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雅典民主的巩固和发展与其经济、文化的繁荣同时出现,便是雅典民主这种上层建筑适应雅典式的奴隶占有制经济发展需要的有力证明。 

  雅典民主的巨大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有效地消除了雅典社会从原始社会继承下来的不利于奴隶占有制发展的一些因素,例如同一氏族部落成员间的债务奴役,不同氏族贵族集团的相互倾轧,氏族部落的狭隘性,有力地发展和巩固了整个雅典公民集体。当奴隶占有制还处于上升发展阶段,发展奴隶占有制度是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的时候,雅典公民集体的壮大和发展,便是促进奴隶占有制发展的积极因素。[32]公民集体的团结和全体公民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才能的发挥,保证了伯里克利时期雅典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保证了雅典人在抗击外敌的斗争中取得一系列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