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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的蒙古铁骑汉化改革
时间:2013-06-26              字体:

  忽必烈希望人们既把他看作蒙古人合法的大汗,又把他看作合法的中国皇帝。虽然在13世纪60年代初他已经相当认同中国了,但是他仍然一度声称自己拥有统治全世界的权力。他希望人们承认他是蒙古帝国所有版图当之无愧的统治者。然而,建于俄国的金帐汗国支持阿里不哥称汗,而中亚的几位可汗则在两兄弟之间的斗争中充当骑墙派。忽必烈与波斯伊儿汗国的可汗保持着友好关系,但是那里的蒙古统治者从他的弟弟旭烈兀开始就基本上是自治的了。虽然伊儿汗国的可汗在忽必烈在位期间一直要求大汗的正式册封,但是,他们实际上是自治的。因此,尽管忽必烈在中国和高丽取得了成功,但是他无法使人们接受自己为大汗。 

  忽必烈欲把中国作为根据地,这个目标在他登基成为大汗之后十年内就已经实现了。他需要集中精力治理中国。虽然他也许曾经把汉人看作他的“殖民地属民”,但是他明白,欲统治中国,必须雇佣汉人幕僚和官员。但是,他又不能完全依靠汉人幕僚施政,因为他必须在统治中国的定居文明和保存蒙古文化特色及其价值观念之间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在治理中国的过程中,他非常注意关心他的汉地属民的利益,同时也想尽量利用帝国的资源来壮大自己。他的动机和目标在他的整个施政过程中一直在不断交替变化。 

  忽必烈的经济规划 

  忽必烈经济规划的关键是劝农。1261年,他创建了一个机构劝农司,并任命八位官员开展支持农业经济的计划。忽必烈选择姚枢总领该机构,显示了他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同样,劝农司的官员又挑选了一批精通农业的人员帮助农民耕作土地。最终,一支规模庞大的官僚队伍被组织了起来,其职责是促进农业生产以及有效利用土地。北方耕地因连绵半个世纪的战争而遭受了严重破坏,处于凋敝状态。忽必烈必须制定政策,促进土地的恢复。光靠救济措施,包括免税措施,是不够的。此外还要建设粮仓,存贮多余的粮食,以应付荒年粮食短缺。忽必烈的都城到最后一共建有五十八个这样的粮仓,可以储存十四万五千石粮食。但是这样的措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缓冲剂。忽必烈需要付出更加积极的努力来帮助中国农民。 

  忽必烈的敕令和经济规划都显示出他曾试图保护农民的利益。在其中一份给他的蒙古属下的敕令中,他要求他们注意保护农民最宝贵的财产--土地。1262年初,他禁止牧人在农田里放牧牲畜。他不愿意看到蒙人侵犯或破坏农民的宝贵土地。这项法令和其他规定表明他越来越关心定居社会的臣民。但是,这些措施并不一定表明忽必烈完全彻底地认同农民了。不过,对忽必烈而言,假如不能适当地扶持农民阶级,汉地就不可能得到有效治理。 

  忽必烈希望帮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促进经济的复苏。到1270年,他发现了一个合适的机制--社。这是一种由政府支持的新的农村组织,大约由五十户组成,每个社有一个社长为其首领,其首要目标是刺激农业生产,鼓励垦荒。忽必烈对社所颁布的命令包括:助耕,植树,开垦荒地,改善防洪和灌溉设施,增加丝绸生产以及河湖养鱼等。社长要奖勤罚懒。忽必烈及其幕僚所设计的社实际上是一种农民自助组织。忽必烈把管理这种组织的自主权赋予了汉人,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实际上是给予了他们掌握自己生活的一种方式。 

  忽必烈及其幕僚打算让社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主要目的是维护农村地区的稳定。看起来,“许多农民愿意组织起来,但不是参加试图改变现有社会结构的革命组织,而是重建旧有的社会结构和恢复农村地区的稳定”。忽必烈还计划利用这种组织作为监视农民和定期人口普查的助手。或许最具创意的目标是利用这种新组织促进教育的普及。每个社都有责任建学校,供村里的男孩子入读。学校要向农民的孩子介绍更好、更有效的耕作方法,并教会他们识字。这种教育体系迥异于传统的、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教育体系。虽然这种设想并未实现,但是它显示了忽必烈及其幕僚心中孕育的一种观念,即培养一批有文化修养的农民,其利益将受到政府的保护。这表明,政府的关注对象不仅仅是游牧人,而且也包括农民。例如,忽必烈要求社建立“慈善粮仓”(义仓),在灾荒年、粮食歉收时救济饥民,为鳏寡孤独者提供粮食。 

  另外一种保护农民的方法是设计一种稳定的规律性的税收系统。忽必烈希望废除包税制,因为这种措施不容易控制,而且容易导致滥征税。此外,他希望削减封地的权力,这对保护农民利益同样是很关键的。按照忽必烈所实行的新体系,原先农民向封地领主缴税改为向政府缴税,然后,税收收入由政府和领主平分。农民每年只需缴纳一次税,不必再担心领主反复无常地征税。 

  压在农民身上的另一主要负担是劳役,它和赋税一样苛烦。忽必烈开展了一系列的公共建设规划,譬如大运河的扩展,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联结蒙古首都和中国各地的驿站系统也需要地方上提供人员、马匹以及物资供应等。这些劳役显然是沉重的负担,但是,在忽必烈执政期间,他一直尽力限制对老百姓提出过分的要求。有时他会豁免那些被征召承担特别劳役者的税。他一再发布命令,要求他的使节和军队不要向当地农民滥征税。当然,既然忽必烈不得不对自己的官员一再重复这些命令,那就表明滥征税的现象一直存在。但是忽必烈显然不同于那些比较保守的蒙古人,他并不希望一味地剥削中国农民,或者迫使他们摒弃他们的土地以便于放牧。 

  忽必烈试图保护的另一个群体是工匠。他在他的政府内设置了一定数量的机构,用于组织工匠和保障工匠的利益。这些家庭作坊负责提供首饰、衣物以及纺织品等,以应宫中所需。另外,公共建设项目也需要技术熟练的工匠提供服务。为了获得他们的忠诚,并帮助他们取得成功,忽必烈制定了有利于工匠的规章制度。政府向他们提供定量的食物、衣物、食盐等,并豁免他们强制性劳役的义务。规定还允许他们在市场上公开出售自己制作的物品。因此,在忽必烈的统治下,工匠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当然,工匠们对官员的腐败时有怨言,工匠监督者的贪得无厌和中饱私囊使得工匠们愤愤不平。但是,元廷曾努力防止这样的剥削,而总的来说,工匠的确得益于蒙古统治。 

  商贾在忽必烈执政期间也相当兴旺发达。以往的中国王朝时不时会对商人施以各种各样的限制,而势力强大的儒士阶层中也有人反对贸易活动。商人总是被看作寄生虫,本性诡诈,嗜财如命,因此不少中国朝廷试图规范他们的商业活动和利润,严重的甚至取缔他们的商业活动,没收他们的赢利。忽必烈对商人并没有这种成见,事实上,他给予了他们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因此,贸易活动在中国境内繁荣起来了,对外贸易也很兴旺。穆斯林商人在中国与中亚、中东以及波斯的陆上贸易中担当了中介的角色。他们进口骆驼、马匹、地毯、药材以及香料等,出口中国的纺织品、陶瓷、漆器、生姜、桂皮等。他们把中国的瓷器、丝绸以及铜钱等从东南港口城市泉州和福州运往西方,并运回宝石、犀牛角、药材、熏香、地毯、胡椒、肉豆蔻以及其他香料等。事实上,一些中国瓷器是专为出口而设计的。中国人表现出了“真心诚意愿意……提供穆斯林喜欢的瓷器”。 

  个体商户和商人协会在蒙古语中叫做“斡脱”,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元朝法律要求,外国客商进入中国以后,必须立即把他们的贵金属换成纸币。这项政策给元廷带来了巨额财富,而商人也愿意遵守这项规定,因为元廷同时赋予他们开展对华贸易的权力以赚取丰厚利润。斡脱向元廷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服务,而元廷则大力扶持斡脱。例如,在蒙古征服战争期间,斡脱向蒙古贵族提供了急需的贷款。作为报偿,忽必烈于1268年设立了一个斡脱监管机构。该机构负责把来自蒙古贵族或政府的资金(叫做“斡脱钱”)贷款给斡脱,月利息仅为百分之零点八,对比其他借贷者百分之三的月利息要低得多。斡脱要么用这些钱经商赢利,要么向汉族商人放高利贷。因此,忽必烈的政策对贸易商是极为有利的。元廷对商业交易只征收百分之三点三三的税,而忽必烈甚至容忍斡脱们的越权行为。例如,一些商人会强征士兵保护他们的旅行,还有一些商人曾经用不正当的手段强迫债务人及时偿还他们的贷款。《元史》中记载了大量有关商人滥权的申诉,但朝廷控制斡脱的主要策略只不过是严厉的警告,而不是严厉的处罚。 

  为了促进贸易并增加商人的利益,忽必烈决定在其辖区内流通纸币。忽必烈是第一位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纸币流通系统的蒙古统治者。汉文史料把它归功于刘秉忠,说他曾说服忽必烈在中国北方采用纸币。但即使没有刘的提示,忽必烈也明白发行纸币的好处。这里,《世祖本纪》再一次记载了一位贤能的中国幕僚的故事,说他如何劝诱一个无知、不明事理的蒙古统治者认可一项创新性的精彩政策。不管那个故事是否真实,忽必烈宣布废止前几任蒙古大汗治下流通的地方纸币,要求中国北方居民向政府交出金、银、铜币。他决心加强政府对货币的控制,用纸币代替硬币。 

  在他执政的第一年,忽必烈设计出了三种类型的纸币,其中之一在他任期内一直在使用。第一种汉语叫丝钞,是以丝绸为本位的货币;但其他两种,中统元宝钞和中统银货,则是由银子储备支持的银本位货币。中统元宝钞最后赢得了人们的信任,成为最流行的货币。这些纸币在当时可能很容易得到并且使用很广泛,因为马可o波罗在叙述他13世纪在华生活的时候,曾对纸币有过详细的描述。至少直到1276年,这套货币系统运行良好,部分原因是忽必烈严格控制了纸币的发行量。直到征服南宋之前,政府都没有增加每年的纸币发行量。1276年,面对征宋和征日战役的巨大军事耗费,元廷大幅增加了纸币的印刷量。但是,在忽必烈统治期间通货膨胀并没有失去控制。 

  政府帮助商人的其他方式还包括运输系统的改善。忽必烈大力提倡修路,在路的两旁“种有杨柳和其他树木,为道路遮阴”。另外,他还建立了驿站,虽然最初是专为传送官方邮件而设计的,但是也用于方便贸易活动。除了接待旅行的官员和外宾之外,驿站也用于客商的客栈。在忽必烈统治末期,中国有一千四百多个驿站,拥有可供役使的马大约五万匹,黄牛八千四百头,骡子六千七百头,马车四千辆,小船将近六千条,狗两百只,绵羊一千一百五十只。每个驿站的规模不等,但都有为旅客投宿准备的客房、厨房、大厅、牲畜圈棚、粮仓等。在理想的情况下,信使骑马在驿站协助下一天内能跑四百公里,以递送重要信息。这在13世纪乃至以后的世纪都不能不说是一种了不起的高效率的邮政服务系统。 

  忽必烈的政策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贸易,同时也显示了他对商人的关心。和许多汉人不同,忽必烈对商人不存在偏见。时人所提供的证据表明,他的统治是很成功的,商人的生意异常兴隆。例如,马可·波罗写道: 

  “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所以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室,而数众之显贵邸舍,尚未计焉。……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其他阶层的人们和行业群体在忽必烈的统治下似乎也比在汉人皇帝统治下过得好。比如,医生就是一个受到元廷青睐的职业。注重实用的蒙古统治者重视医学,因而使之成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行业。忽必烈自己一直受痛风和其他疾病的折磨,因此特别看重医生。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忽必烈对他宫廷御医的治疗效果印象深刻。他在1285年、1288年和1290年数次派遣使节前往印度南部,寻找珍贵药品以及熟练的工匠和医生。建在中国北方开平的广惠司(皇家医院)的两个分部的医生主要是穆斯林,负责为皇帝和宫廷提供医疗服务。其他蒙古官员也看回回医生,宫廷图书馆里藏有三十六卷穆斯林医方。例如,1268年,从撒马尔罕引进了一种波斯语称作“沙贝”(汉语叫“舍儿别”)的医用药剂。忽必烈建立了皇家医学院(汉语叫“太医院”),专司医师遴选标准的制定、医师训练的管理以及医典的整理等。规则对职业医生所制定的标准很高,因此,大批汉人精英被吸引到了这个行业中来,其数目远远超过了以往朝代。医师的职业收入丰厚,并可通过影响患者,实践儒家思想中的仁爱理念。而且,医生经常被豁免劳役和其他赋税义务。在政府的支持下,医生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 

  同样,忽必烈非常尊崇天文学家和其他科学家,并邀请了许多外国科学家来到中国。1258年,波斯人在阿塞拜疆的马拉盖修建了观测站。他们制造了新的天文观测仪器,并且做出了重大发现。1267年,忽必烈邀请波斯天文学家札马鲁丁来到中国传授这些发现。札马鲁丁带来了圆球形的天体图、日晷、星盘、地球仪以及天象仪等,作为礼物献给元廷。他还献给忽必烈一本新的更精确的日历,汉语叫万年历(一万年的日历)。四年后,即1271年,忽必烈终于建立了穆斯林天文学院(回回司天台)。在那里,中国天文学家郭守敬(1231-1316)利用波斯天象图和演算结果,制造出了自己的仪器,并设计出了他自己的日历授时历(指示季节的日历),该日历在稍作修改后在明朝被广泛使用。 

  在忽必烈统治期间,穆斯林对地理知识的传播和地图绘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阿拉伯和波斯的旅行家、商人带来关于中亚和中东的信息,“地理学在中国蓬勃兴起,并采用了阿拉伯资料中关于中国以外其他地区的资料”。元朝绘制的世界地图可能是以穆斯林资料为基础的,对亚洲和欧洲的标写相当准确。此外,与鼓励和吸引科学家一样,忽必烈也和其他中国朝代的皇帝一样,注意保护神职人员和艺术家。在本章的后面我们将详细讨论他对于这两个群体的态度。 

  总之,忽必烈消除了长期形成的针对某些职业群体的一些歧视性做法,并且努力改变人们对这些职业的偏见。这些职业群体在中国传统王朝统治下总是际遇不佳。虽然他努力公正地对待农民,并鼓励农业生产,但是,那些与种田无关的群体,比如商人、医生、科学家等,得到了元廷更多的关注,也得到了更多的实际好处。忽必烈显然希望在他统治中国的努力中得到这些人的支持。被蒙古人伤害最严重的是拥有土地的精英分子的利益。一直以来,治理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就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忽必烈和蒙古人取消了这批人作为国家统治者的特权。没有了科举考试,这些汉人精英分子便无可作为。其中一些人默认了蒙古人的统治,并为之效力;另一些人则放弃了出仕打算,成为隐士,或寄情于艺术;还有一些人,因不满蒙古人的统治而形成了潜在的破坏势力,他们在中国南方尤为活跃。然而,忽必烈仍然试图得到他们的支持,并在政府机构中为这些士人保留了适当的职位。这些机构包括翰林院,其职责包括监督国子学,国子学则负责儒家经典的传播,档案和皇帝起居录的管理等。 

  忽必烈和儒士 

  忽必烈认识到,若想有效地统治中国,他必须赢得汉人儒士的信任和支持。他采取的其中一个步骤便是将都城迁往中国北方。汉文史料把新都的兴建归功于他的幕僚刘秉忠。根据这些史料,新都是按照中国古籍《周礼》中有关都城的理想模式规划建造的。他们把刘秉忠描绘成该计划的始作俑者,而忽必烈作为君主只不过简单地批准了刘的建议。但是,要说忽必烈自己根本没有认识到应把都城建在帝国境内一个人口众多而且无疑最繁荣的地区,那恐怕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忽必烈肯定意识到了其中的象征意义,而他可能根本就不需要他的汉儒幕僚的特别提示。 

  1266年,忽必烈命令开始兴建新都,地点选在今北京。北京在金朝被汉人称做中都,1272年,它开始被汉人称作大都(伟大的首都),被突厥人称做汗八里(大汗之城),被蒙古人称做大都。中国城市的地址通常是通过占卜(风水)来选择的。但既然中都已经建在了那里,于是新都将建在金朝首都的东北部。而且,与建造大多数中国城市不同的是,为了修建这座新城市,元廷雇佣了许多外国工匠。工程总监实际上是一个穆斯林。然而,该城的设计风格仍然是中国式的,规划者在设计建造大多数建筑时,都遵循了中国模式,选择了中国建筑样式。忽必烈希望大都能表现出他为迎合传统汉族学者和儒士而做出的努力。 

  然而蒙古的影响在一些建筑的装饰上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忽必烈的寝殿内,悬挂着貂皮做成的帐幕,作为蒙古狩猎和游牧生活方式的一个有形提示。主要招待大厅里有一个台子,放置了一个猛虎下山的模型,“由机械装置传动,可以像真的那样活动”。蒙古式的帐篷支搭在皇家公园内,忽必烈的儿子及其堂兄弟们就居住在这些帐篷里,而不是宫殿里。当忽必烈的某位妻子临产时,她要搬到帐篷中生产。还有,忽必烈派下属到蒙古草原上为他的皇家祭坛采集草和土,作为他们游牧传统的另一种象征。但在这些蒙古文化的影响之中,汉文明的影响依然是主要的。装饰图案的主题包括龙凤呈祥,而装饰品则流行丝绸和玉器,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小山、宫殿、亭阁、小桥以及公园的布局都和一个中国城市毫无二致。 

  汉文化的影响在这个城市最显著的标志,可能是忽必烈命令在皇宫附近建造的庙宇。特别是太庙(亦称宗庙)的建立显示了他想博得儒士精英好感的迫切心情。对祖先的崇敬是中国人生命观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太庙的建立表明忽必烈意欲保持与祖先敬拜有关的礼仪。虽然他自己避免亲自介入,但是他打算提倡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这一举措肯定会疏远比较保守的蒙古人。也许忽必烈曾担心过这样做将遇到反对,但是他显然顾不了那么多了。 

  孔庙的建设更进一步具体体现了忽必烈为获得儒士精英支持所做出的努力。元廷代表定期向这位中国贤哲献祭,并在孔庙举行仪式。忽必烈自己并未采纳儒家体系。我们在本章后面将看到,佛教和萨满教对他仍有吸引力。但是他明白自己表现得好像很喜欢儒士是很重要的。 

  忽必烈希望树立一个儒君的形象,以博得汉人的支持。其中一个措施是仿效以往中国开国皇帝的模式,确定一个适当的国号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忽必烈选择的国号应该能够使人们联想到他的治国取向。采用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中国名字将能表明忽必烈努力融入中国传统的愿望,而一个蒙古国号肯定不会赢得汉人的好感。1271年,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选择了中国名字“元”作为他的国号。“元”的意思是“发端、起源”,但它还有更重要的含义。在《易经》中,“元”指的是“宇宙之始”或“原始力”。因此,这个名字与中国经典以及中国古典传统的重要观念有着直接和密切的联系。 

  忽必烈对中国传统的认知和敏感性,可以从他对已被立为太子的次子的态度,以及对他所规定的教育进一步得到证明。早在1243年,即他的次子出生的前一年,忽必烈就同意给他的儿子起一个中国名字。他的佛教幕僚海云法师给他起名叫“真金”,即真正的金子。忽必烈决心让真金接受一流的中国式教育,因而指派他的幕僚姚枢和窦默做这个孩子的老师。后来,忽必烈还任命了一位儒士王恂(1235-1281)指导真金学习中国古典著作。这些饱学之士首先向他介绍了《孝经》,这本文字浅显的经典强调孝顺的美德。当他掌握了这部经典之后,他们又鼓励他学习其他更加复杂的经典之作,最终要求他背诵《诗经》。在元廷为官的王恽也给真金写了一篇文章,概括总结了中国过往朝代一些皇帝和大臣们关于政府的看法。在强调书本学习的同时,他的老师也让真金不断地接触儒家基本思想和逸闻趣事,目的是帮助他举一反三,理解儒家思想精华。王恂曾教导真金:“许衡尝言:‘人心如印版,唯版本不差,则虽摹千万纸皆不差;本既差,则摹之于纸,无不差者。’”据说真金对王恽简洁明了的观察进行了深刻反思。 

  真金还接触了中国境内的其他宗教。他曾与一位道教大师交好,并请求他“……向大汗(即忽必烈)解释道教教义”。后来他接受了八思巴喇嘛的教导,而且和他母亲察必一样,也被藏传佛教的教义深深地吸引住了。八思巴喇嘛写了一篇题为《彰所知论》的短文,专门为真金阐述他的佛教宗派的教义。他把忽必烈的这个儿子称做“开蒙皇太子”,这大概是真金与佛教徒交往趋于密切的另一个标志。忽必烈对真金越来越被汉人所接纳表示欣慰,于是决定提拔他,让他担当越来越重要的责任。早在1263年,忽必烈便封他为燕王,其管辖范围覆盖大都所在的地区,很显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就在同一年,忽必烈又把监督枢密院的重任交给了这个还不到二十岁的王子。1273年,他又立三十岁的真金为皇太子。忽必烈因而成为蒙古统治者中第一个选定自己继承人的大汗。 

  其实,忽必烈并不需要有人劝导他给自己的朝代取一个汉文名字,或恢复中国宫廷礼仪。他也不需要有人指点他把真金培养成为中国皇位的继承人。忽必烈几乎本能地认识到,一个精通中国经典、熟悉汉人风俗和礼仪、通过太子太保学习过儒学和中国其他宗教教义的蒙古人,将受到汉人的普遍欢迎,并能帮助忽必烈获得他们的效忠。因此他有意以此方法教育真金,以便吸引他的中国臣民追随他。 

  他吸引儒士的另一种方法是为他们宣扬他们自己的观点提供实际的支持。例如,忽必烈支持把中国经典著作翻译成蒙古文的工作。当然,他选择了可能对他的管理有用、特别是关于治国和历史的文本来翻译。在这里,他再一次表现出了实用主义的倾向性,因为他鼓励翻译的资料都是能对蒙古精英有直接帮助的作品。但是,如果他想对汉人学者产生影响力,那么他就必须支持儒家经典的翻译。在忽必烈的支持下,中国经典如《孝经》和《书经》,都被翻译成了蒙古文。其中一本书名为《大学衍义》,是由他的儒士幕僚真德秀翻译的。该书运用新儒家朱熹的学说来解决实际的政治问题。忽必烈把这些文献介绍给蒙古精英分子,就等于向汉人表示,他是尊重儒家思想的,他并不反对这种学说的传播。他支持的其他翻译项目还有窝阔台和蒙哥统治的历史,汉文叫《实录》,还有他自己敕令的汇编。忽必烈想通过促成一批汉人政治和道德经典的翻译来感化汉人。出于同样的实用主义目的,他建立了蒙古翰林院,把他自己的法令和规章制度从蒙古语翻译成汉语。 

  忽必烈招募并供养了一批热心于新儒学的饱学之士,其目的依然是为了讨好这个越来越显要的群体。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拒绝为蒙古人效劳,但是仍然有一些人把“教化”北方游牧人作为自己的使命。许衡就是这种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被吸引到了忽必烈的宫廷,而忽必烈也被他所吸引。许衡后来被公认为当时最优秀的学者之一。虽然当时他还是一位年轻人,但是他已经在姚枢和窦默的帮助下,接触了新儒学的主要著作和观点。同样也是这两位大师把他引荐给了忽必烈,到1267年,他便被任命为集贤殿大学士。在他的任期内,许衡培养了许多著名的蒙古人和中亚人,并借机把他的思想灌输给了这批异族人,而正是这批人在统治中国。作为一代名师,许衡强调个人要献身于国家和社会,这种观点自然对蒙古统治者非常有吸引力。更使忽必烈和元廷高兴的,是许衡的务实精神。和其他许多新儒家不同,他在写作或演讲中不尚空谈。他之所以在蒙元朝廷取得成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不重视玄谈或者形而上的空谈或‘高层次问题’”。相反,他只是像长辈那样向忽必烈提出有用的忠告。根据汉文史料中的一则逸事,忽必烈坚持要许衡对他直言相谏,即使这样的诚实使他不得不向皇帝提出批评,也没关系。当许衡刚刚进入忽必烈汗廷为官的时候,朝政由王文统所把持,而王文统绝对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而是一个精于财政管理的精明官员。实际上,他试图采用一项精心设计的策略来削减朝中儒士的权力。他敦促忽必烈任命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这样将有效地阻止他们把持政府管理职能。三人都知道王文统的手腕,于是都婉拒了任命,暂时退出了公职。1262年,王文统被他的女婿李璮的叛乱所牵连,被处以死刑。忽必烈召回了许衡,并批评他说,他不该不站出来说话,反对王文统,并说:“是时,卿知之(王之错咎),因何未言耶?是儒学使卿行事若此耶?抑卿未服孔子之教而行事若此耶?往者已矣,望卿勿复错。是则曰是,非则曰非。” 

  忽必烈确信,这样的态度将会赢得他的汉人幕僚的好感。同样,他对传统的撰写前朝历史的积极反应肯定也得到了儒士们的交口称赞。儒家思想强调以过去的历史人物为行为的向导,这一直是这种官方修史的推动力。王鹗早在1234年就已经写出了金朝败亡录,1261年8月,他建议元廷搜集亡金和亡辽以及早期蒙古统治者的史料。他重申了以史为鉴和鉴往知来的传统中国史观,认为过去朝代的优缺点可以成为宝贵的借鉴。他暗示忽必烈应该效法过去的伟大皇帝。为了保证适当的资料编目和档案管理,王鹗建议设立史馆,与传统的儒士翰林院合并,这种组合“显然想利用翰林学士的影响力……加快这个历史项目的完成”。新的机构被命名为翰林国史院,负责汇集实录资料,然后编撰辽朝和金朝历史以及元朝忽必烈先辈们的历史。忽必烈虽然表面上对修史并不像他的汉人幕僚那样热情,但是他仍然批准了王鹗的建议,并同意建立国史院。他的目的看来是要安抚汉人儒士们,因而他得表现出愿意遵从他们的学术传统。无论忽必烈的动机如何,王鹗招募了史馆编修者、学士以及起草人。尽管在忽必烈任期内,无论是辽史还是金史都没有完成,甚至在他统治期间还没有动笔起草,但是王鹗毕竟为金朝史的修撰构想了一个有组织的计划。而忽必烈及其幕僚对此构想及其初步实施也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