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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史学家+文学家眼中的中国文学史
时间:2016-06-21              字体:       
  “文学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它起源于西洋。最早的中国文学史,虽不是中国人写的,但绝不能由此推论说,中国人的文学史意识也是由外人灌输的。事实上,中国人崇文重史,很早就注意到文学现象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从钟嵘的《诗品》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再到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乃至萧统的《昭明文选》,都在讨论文学和历史的关系。这些文论文选无一不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可以说是中国治文学史的一个传统。
   
  从这一点而言,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与以上传统一脉相承。可以说,和传统意义上讲求体例完整、逻辑周全的教科书式文学史不同,这是一部属于一个人的、有强烈钱穆色彩的中国文学史。
    
  钱穆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儒学家、教育家,被称为“一代通儒”,更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该书的内容,是钱穆先生1955年至1956年期间在香港新亚书院讲授“中国文学史”时的课堂笔录,由当时课堂上的叶龙先生记录并整理成书。
    
  钱穆先生对于许多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命题”都有独到的见解。例如对于《诗经》中的“赋、比、兴”之辨别,几乎是每个中文系学生的“开蒙第一课”,往往为分清哪一句是“赋”、哪一句是“比”、哪一句是“兴”搞得焦头烂额。钱穆则认为,无论是赋、比、兴,均有“物”和“情”两字,并进而认为,这三种修辞手法都是在追求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意境。读之有茅塞顿开之感。
    
  再如他对建安文学,特别是曹操父子的推崇,更是突出。一直以来,受到《三国志》《三国演义》等作品的影响,曹操被简单定义为“一代枭雄”,其文学作品的价值少有人做深入论述;而在曹丕曹植兄弟之间,寻常人又往往出于“位尊减才,势窘益价”的心理,褒子建(曹植)而贬子桓(曹丕),再加之“七步诗”等民间故事的影响,曹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一直被忽略。钱穆则对曹操和曹丕大加褒扬,认为虽然曹氏父子政治上为领袖,但作品“并无官僚吐属,仍出于私人情怀”,曹操的作品“毫无拘束、绝无私隐地直抒胸臆”;曹丕的 《典论·论文》 一篇更是“表达了文学家的曙光”。将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寄于如此地位,当属罕见。
    
  至于对孔孟老庄的评价,钱穆的语言也非常直白有趣———“孔子如钟,大叩大鸣,小叩小鸣,不叩不鸣。庄子则是玩世不恭。老子认为有些人不配和他讲,墨子则一定要讲到你明白。”形象生动、便于记忆。
    
  诚然,钱穆的论述中有不少新观点、新判断,但其背后,都有充足的史学依据,甚至是讲者全部的国学素养作为支撑。鲁迅先生曾评价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意指《史记》作为一部“史”,兼具了文学上的美感。从这个角度而言,钱穆的《中国文学史》则是《史记》的某种“镜像”或者说“互补”———作为一本讨论文学风格流变、文学价值递迁的“文论”。它同时兼具了“史”的严谨与客观。
    
  比如,他开宗明义,强调了历史和文学的紧密关系:“吾人如要讲文学之变化,须先明白文学的本质;文学史是讲文学的流变,即须由史的观点转回来讲文学的观点……故讲文学应先明白历史,并非就文学讲文学,文学只是抽出来的,并非单独孤立的。”再如,他以丰富的史地知识,论证了《楚辞·渔父》中的“宁赴湘流而葬江鱼之腹中”里的“湘流”实指“汉水”而非“湘水”———这些都是钱穆的博学广识之处。
    
  钱穆先生在书中反复提及:时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这既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鼓励。这是一本关于一个人的文学史,却又不仅是只和钱穆及其学生有关的文学史,揣摩先生用意,当是希望后人能够写出一部理想的“文学史”,至少,也可以由此点燃众人对于文学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