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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价值
时间:2013-07-11              字体:       

  修建军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和”与“同”是先秦时期两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和同之辨早在西周末年《国语》、《左传》中就有明确记载。孔子有关和同之辨的理论,是对前人学说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是孔子理想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准。和与同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原则性和差异性。承认差异,有差异性的统一才是“和”。“和而不同”,被公认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智慧。“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时代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必不可少的保证,也是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处理好各种文化关系的理论依据。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和而不同”、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的历史体现。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文化理想。但是孔子并未一味求“同”于周礼,而是在对三代文化的“损益”、“因革”有着清醒认识的基础上,采取了取其所长、择善而从的态度。整个儒学的发展史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战国中后期以来,儒学的所谓的“驳杂不纯”的特征就日渐明显。汉代以后所谓的“独尊”的儒学,也是儒、道、墨、法、阴阳等等诸子思想的结合体。实质上,自汉代开始,阳儒阴法或者说儒显道隐,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特征,而其他诸子学说,也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脉脉潜流,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不竭源泉。 

  文化心态体现为一种社会心态。“和而不同”还表现在中华文化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汉代以来,随着中国本土道教的产生以及印度佛教的东来,在中国逐步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以至三教融合的局面。这期间从对立到交融,是经过了一个长期过程的。后来的伊斯兰以及基督教的传入也属于这种情形。自从16世纪末叶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得以在与异域的文化的交锋中实现了交融,从而使得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并发展。 

  “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有助于人们对文化的发展有清醒的认识和目标。全球化使今天的世界文明面临着两个课题:一方面,积极寻找各种文明间深层对话、沟通与理解的文化路径;另一方面,民族性的存在和坚持也同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和必要。“文化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全球多元化”使文化价值的发展陷入一种悖论之中。于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样一个时代性的课题密切相关,“全球化状态下的中国哲学”、“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等探究在中国学术界极被关注。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大多数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的重要意义,如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造说”、张立文的“和合学”。费孝通主张应一视同仁地看待各种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将扮演怎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和而不同”就是我们的哲学依据,“寻找现代文明的普遍标志和中华文化的契合点”、高扬“文化自觉”、实现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应是我们对待中华文化的理性而现实的态度。 

  “和而不同”文化心态的价值追求是“有容乃大”。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既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数千年形成的传统文明,又要面对高新科技浪潮的冲击,还有急剧动荡的世界局势。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在这样的情况下,从“文化自觉”到实现“和而不同”,必须处理好几个“要”和“不要”的问题:诸如:要充满自信,看到中华文化极其丰富的优秀成分,同时要敢于正视中华文化中也含有一些糟粕成分,因而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要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对我们的文化建设有益的东西,而不要希望全盘西化等等。这样,才会使我们的新文化既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又具有高度的智慧性。 

  《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而不同,共同发展,建构一个和谐的现代社会,正需要这样的文化心态作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