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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的治国思想和为人之道
时间:2013-06-21              字体:       

  《论语》是一本语录体的书,记录了孔子与弟子之间的对话及孔子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西汉时候有几个本子,都早已佚失了。东汉的郑玄根据他还能看到的《鲁论》、《齐论》等本子,给《论语》做了一个注,这个注本成为后来《论语》流传本的基础。 

  《论语》是儒学和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汉后2000多年,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干,而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儒学的基本思想都在《论语》中,所以《论语》也被称为“中国人的圣经”。 

  《论语》的治国思想 

  春秋末期,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力量衰落,各诸侯纷纷攻城略地,大小战争不断。诸侯国内,父子兄弟之间篡位夺权的事层出不穷,礼崩乐坏。各家各派都提出了恢复秩序的办法,孔子的全部思想和活动也都是为了恢复社会秩序的稳定,变天下无道为有道。 

  治国为政方面,孔子的核心思想是“政者正也”。这个“正”有两方面的含义:正人和正名。正人,是要使人走上正道,包括正人和正己。不只是对百姓进行道德教育,当权者自身要正。 

  “正”的另外一个含义是“正名”。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人人都安于其位,按他的身份做该做的事,享受该享受的权利,恢复原来的礼制秩序。过去人们批判说,这是为了维护等级制度。但我们要看到,任何一个社会要发展,都要求各阶层、各部分人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守其道,各取其酬。没有这一点,就会陷入混乱。现在许多乱象,都来自这里。 

  怎样做到“正”呢?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制刑政依靠的是强制,它的作用是惩罚犯罪,使人不敢做坏事;道德礼教依靠的是教育和自觉,它的作用是使人知耻,不愿做坏事。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基础。 

  孔子把政权巩固的基础放在百姓的富足和信任上。正常情况下,先要使百姓富足,然后进行教化。即使经济有困难,也一定要取信于民。失去百姓的信任,尽管还有经济基础,政权也会垮台。 

  这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治国思想。全部儒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提高每一个人的素质。 

  当时中国的教育都是官办的,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够受教育。孔子开办了中国第一所民间学校,对于学生的身份没有任何限制,这就是所谓“有教无类”。 

  在孔子思想里,为政和教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教育不单纯传授知识,还是培养人、培养治国贤才的手段,是关系到社会安定、国家治乱的根本大事,教育本身就是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 

  《论语》的为人之道 

  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里的“任重而道远”不是指某项任务需要很长时间和很多精力,而是指人生在世担负着弘扬仁道的责任和使命,这一生是“任重而道远”的一生。 

  孟子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人和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人除了物质生活以外还有精神生活。 

  西方人强调发扬个性,追求个人价值。中国人强调在群体的发展中实现个人的价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体现了这一点。这种价值的最高追求,就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一是为理想信念、群体事业献身;二是个人人格的完成。文天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比生命价值更高的就是“义”,就是精神生命。如果陷我于不义,我毋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