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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荀子“天行有常 与天地参”的自然平衡观
时间:2013-06-19              字体:       

  【摘 要】本文从对自然界的态度、自然与人的关系、人的能动性三个方面,运用现代生态学的观点对荀子的生态观进行现代诠释,指出荀子的生态观对解决现代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荀子 天行有常 与天地参 制天命而用之 生态平衡  

  随着全球范围生态危机的加剧,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反思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被视为现代生态伦理学奠基之作的《文明的哲学:文化和伦理学》通过对文化危机的分析引到生态危机问题,在此方面,东西文化存在着明显差异。西方古已有之的传统是人类中心主义,结果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加重。现代西方学者看到东方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出现了一种“东方转向”。 

  在被现代生态伦理学所认同和“回归”的东方文化传统中,最受重视的是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而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则重视不够。在他们看来,儒家讲“天人合一”,实际上还是人类中心主义。但是,钱穆先生在晚年对“天人合一”的思想有了新的体认,并“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之生存即在此。”近年来西方一些生态哲学家们已开始重视儒家思想中包含的生态智慧,把它和道家一起放在“东亚的深层生态学”名目下进行研究,荀子作为先秦哲学之集大成者,他秉承了儒家的人文主义精神,首次以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的方法对“天人关系”问题做出较为全面的总结。  

  一、“天行有常”的生态自然观 

  “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天论》,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这里描述了一个自生自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自然界——“天”。“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天论》)这种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它与现代生态环保学的宗旨——保护生态平衡是基本一致的。“天行有常”的“常”字,即自然生态平衡的规律。“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这也是强调要保持生态自然和谐的面貌。  

  现代生态学表明,生态平衡是生态系统不停地与外在环境进行能量、物质、信息的交换过程中保持的稳定、有序的动态平衡。生态系统本来具有自我调节能力,但是一旦人类对自然力量的干扰超过了生态阈限,就使系统丧失自我调节能力,造成生态失调。  

  西方学者在对现代生态环境危机根源的分析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即所谓的浅生态学(Shallow Ecology)和深生态学(Deep Ecology),前者认为造成环境危机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经济、法律制度和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的失控,它们据此提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等解决方案,这也是目前西方工业社会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生态危机的主要方法。但是深层生态学理论则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以人类在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指导的,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因而只是一种浅层次的生态环保观念和生态运动形态。在他们看来,我们应该对造成生态环境危机的原因以及对生态环境危机的解决途径进行道德观、价值观的思考。在西方,人们抱着“人定胜天”的宏愿,对自然界进行着无情改造。特别是近几百年来,培根、笛卡尔、牛顿三位巨匠非凡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但是,人类在物质技术取得突飞猛进的同时丧失了自知之明,对自然进行盲目的征服和统治。当我们陷入与自然势不两立的困境时,按照文化的层次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去追寻行为和制度规则背后的价值观时,我们才意识到,两千多年前,荀子指出“天行有常”是具有多么敏锐的触觉!  

  荀子曾说:“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正,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天论》)圣人心志清明,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天地万物故能各尽其能供人利用,这就是“知天”,即认识到“天行有常”。他又说:“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天论》)“知天”与“不求知天”似乎矛盾而其实并不矛盾。正如梁启雄所解释:“此处‘求知天’单指反科学方法的‘求’。”所以“不求知天”是说不能违背科学规律强行去探究自然的奥秘。“知天”与“不求知天”一方面肯定人有认识自然规律的能力,一方面又对人的能力有所保留,强调人的能力有限,不能强违自然规律行事。  

  二、“与天地参”的生态平衡观  

  既然“天行有常”破灭了“人定胜天”的一厢情愿,那么在自然与人的相互对待关系之中,人到底处于什么地位呢?现代生态伦理学就以人为中心,还是以自然为中心而争论不休,荀子却早已解决了这个难题。  

  荀子说:“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天论》)这里表明天事与人事是界限分明的,自然界不能影响人类社会的治乱。天和人的职分根本区别在于“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礼论》)因此天人是相分的。  

  对于人的地位,荀子说道:“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王制》)人最为天下贵在于人有“义”,人不仅要以“义”关怀同类,也应该将“义”的情怀投向自然。孔子“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道德命题就将自然纳入到人的道德视野之中。荀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认为道德不仅调整人际关系,也调整生态关系,并在儒家思想体系基础上提出了“义”这一生态道德概念。他说:“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强国》)就是以礼来规范和评价人类的行为。如果将“义”、“节”、“万物”联系起来看,荀子的“义节于万物者也”表达的是人类对自身和自然存在物关系的规范和评价体系,这样,“义”就成为一个既涵盖人际道德又包括生态道德的完整统一的道德概念。由此可见,这里“最为天下贵”的人与西方式的脱离自然,与自然对立的宇宙之主的人是有本质区别的。荀子看到“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天论》)就是意识到了人只不过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已。这与现代生态环保观点是一致的。  

  生态学指出,地球是一个整体。荀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天论》)“与天地参”正是由天、地、人三者相协调发展所构成的理想状态。可见荀子说的天人相分并不是割裂天人关系,使天人对立,而是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天时不能干预人世治乱;二是指天行有常,人事不应破坏天时自然运作。  

  荀子就是这样将人和自然的关系通过“与天地参”的对生态平衡观的一系列论述,看作是一个通过人事活动构成的整体,从而巧妙地摆脱了现代生态学关于人还是自然为中心的二难困境。  

  三、“制天命而用之”的生态发展观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荀子对的生态规律和生态平衡的重视。同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应该双管齐下,问题的关键在于妥善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上,荀子充分肯定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和能动性。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天论》)这话很容易引起误解,例如《荀子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这样认为:“荀子唯物主义思想的时代意义还在于他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 其实,我们回到原来的语境中来看,荀子强调的是崇尚天下如象畜养万物那样控制它。所以说,放弃人的努力而指望天道,那是违背事物发展的真实情况的。荀子是相当务实的,他已经看到生态发展的前景依赖于人的主观能动性。 

  荀子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建立在对人性思考的基础上的,正如荀子的消费伦理思想是以其欲望论为前提的,荀子的生态伦理观也是建构在其欲望论之上的。荀子讲:“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性恶》)但资源不是无限的,因而“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人类自身的欲望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会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荀子由此主张用人为的规范与教化来限制人类本有的求生欲望,这也是“礼之所起也”。(《礼论》)人生而有欲无可非议,关键在于欲求是否能够持中、是否正当。“曷谓中?曰:礼义是也。”(《儒效》)“礼义”是对人欲的一种限制,是衡量人之欲合理与否的一个尺度。“礼”不仅是荀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则。美国学者孟旦在其《荀子》一书中就以物质与欲求之间的供需平衡为荀子对伦理观念讨论的出发点。在他看来,荀子认为经济问题是恶出现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从重视欲求与物质供应的平衡来思索这个问题,并且主张以礼义作为控制欲望的方式。  

  此外,为了使自然和人的欲望之间保持平衡、相应发展,荀子强调“节用固本”,合理的控制欲望、节约消费。荀子这种节用为再生产提供积累,把消费与再生产连接起来加以考虑的消费思想,是封建时代极罕见的、有较多先进性的经济发展远见。正如梁启超所说:“荀子以为人类总不容纵物质上无壑之欲,个人有然,社会亦有然。”当人们重新反思自己的能动性时,新的能动性观形成了,那就是维护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地球生物圈的完整与健全,不断自我调控,使自己的欲望、行为不超越客观阈限(“制天命而用之”),从而能与自然界协调相处,同步发展(“与天地参”)。  

  生态自然观、生态平衡观和生态发展观结合起来,构成了荀子的完整的生态观体系。它对于现代热门学科-生态环保学的研究,对于解决全球面临的生态危机都有现实的启发意义。人类最终能否将生态平衡同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协调起来,这将最终取决于人类能否从自然界的对立面回到自然界中并与自然和谐共存,协调发展;用荀子的话说,就是取决于人类能否认识到“天行有常”,能否“与天地参”,并“制天命而用之”,妥善处理好人的欲望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以达到二者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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