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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孟子的传播思想与传播方式探析
时间:2013-06-19              字体:       

  传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之一。人类自从产生,就依靠各种传播手段来传递信息,传播观念,交流经验,分享知识,沟通情感,规范行为,实施管理。这些传播手段包括面对面的直接传播——运用语言,借助手势、表情、姿态和通过书信或其他机械媒介等进行的间接方式。可以说,传播与人类社会共生,又不断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先秦,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传播事业,但却有着广泛的传播行为。这些传播行为使先哲们的思想能够得以延续和发展,衣被中华民族数千年。诸子百家之中,几乎各个学派都涉及传播问题,但最重要的当推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其中儒家的传播思想又占有极重的份量。本文拟对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的传播思想与传播方式进行探讨,以求正于方家。  

  一、孟子的传播思想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是子思的学生的学生,与孔子隔了两代,其思想则是直接从孔子那里来的。他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作为孔子学说的继承人,孟子在传播方面的言论也追随着孔子。首先,他认为必须通过“仁政”学说的传播来规范人们的道德标准。他说:“仁言不如仁声之人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1](《尽心下》)通过传播“善教”的学说,从而激发人性深处的“四心”。这种“四心”,孟子将之作为传播者和交际者的最基本的修养和出发点。其次,孟子将“仁义”作为传播、游说的根本准则和主要内容。孟子见梁惠王(即魏惠王)时,梁惠王劈头就问:“臾,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老人家,您不辞千里来到我国,对我国会有利益吧,孟子则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1](《梁惠王上》)您为什么一开口就讲利呢,只要讲仁义就行了。第三,在传播道德上,孟子认为应该做大丈夫。他强调讲仁义,而反对讲利。他认为“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1](《公孙丑下》)没有正当的理由给我送钱,这就等于收买,哪里有君子可以用钱来收买的呢?传播者应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第四,在传播过程中,孟子认为要保持自我,不能因为受者的地位而改变自己的传播原则。他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在游说诸侯的时候,必须器宇轩昂,不卑不亢,藐而视之,不因其巍巍然而畏俱。这样,才可能志意舒展,从容大度,言语得尽。对于受者的态度是,诸侯不来见他,他不主动去朝见诸侯,因为他不是为了去求官,他曾明确表示:“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1](《滕文公上》)  

  二、孟子传播行为的时代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制兴起和形成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历史进入了“春秋时代”。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统一的西周王朝已日趋没落,分裂为数十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周天子虽名义上是“天下共主”,事实上各地诸侯多下服从朝廷的号令。  

  各诸侯国的君主又常常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借维护周天子“共主”地位的名义相互讨伐,攻城掠地,以扩大本国的地盘。到后来连“尊王”的旗号也不要了,公开厮杀。这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争霸战争,一直持续了三百多年,到公元前四百余年左右。战争打得愈来愈大,愈来愈频繁,以致历史上将此后直至公元前211年秦统一中国以前的二百余年,称为“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的总体特征正如刘向所说:“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攻争强,胜者为君,兵革不休,诈并起。”[2](《书录》)长期的兼并、掠夺战争,一方面使人民辗转沟壑,颠沛流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各诸侯国为求生存,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加速了我国封建制的形成。  

  虽然,孟子的主张被当时的诸侯认为是“迂远而阔于情”而不于以采纳,但是孟子谴责兼并战争,渴望和平统一,以仁爱为怀,同情人民疾苦。他的这些思想反映出封建制度新兴时期,新的生产力重视人的作用和对人的解放,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宝贵智慧和思想财富。 

  三、孟子的传播历程与方式  

  孟子主要通过游说诸侯传播他的思想。孟子首先来到齐国。齐威王时,正是“稷下学宫”兴盛时期,孟子至齐不久,参与了“稷下学宫”聘为齐卿“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齐威王对孟子礼遇,但是对孟子的“王道”“仁政”并无兴趣。于是,在公元前323年,孟子怀着怅然之情离开齐国。然后,孟子到了宋国。宋王偃六年,孟子从齐国来到宋国的新都彭城。孟子在宋劝导宋国大夫免除关卡和商品赋税,未被采纳,在宋仍不遂心愿,失望之后离开宋国,继续周游。公元前322年,孟子从宋国到达了薛国,在薛国短暂停留后,同年返回故里邹国,然后又到了鲁国、滕国。在滕国,滕文公“接待以礼,请孟子馆于上宫。”孟子在滕逗留两年,又到了梁国。当时,梁惠王已年届高龄,但他仍然尊称孟子为“叟”,可见孟子在梁所受到的礼遇。梁惠王卒后,梁襄王继任国君。孟子称梁襄王为“望之不似人君,近之而不见所畏”。孟子与襄王讨论过“天下恶乎定”的问题,孟子对曰:“定于一”,“不嗜日杀人者能一之”。孟子认为只有德才能使社会安定,不喜欢杀人的国君才能统一天下。梁襄王一心欲争雄于诸侯,向往“霸道”,对孟子的“仁”、“王道”、“仁政”等学说并不感兴趣,而且讥讽为“迂远而阔于情”,孟子只得离开梁国。从梁国离开后,孟子再次来到了齐国。当时,正遇到齐宣王巡视范邑,孟子望见齐王之子,喟然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孟子此次来到齐国,正值齐宣王初立不久,延揽人才的时候。孟子继续担任齐国客卿。孟子对在齐国实行仁政充满了信心,他认为凭着齐国这样一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要实行仁政,称王天下简直易如反掌。因此孟子去见齐宣王,说以仁政。哪知齐宣王一见面就问:“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可以讲给我听听吗?”孟子回以“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告诉齐宣王只有:“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这时齐宣王一心想凭武力称霸天下,对孟子推行的仁政、王道不感兴起,主宾之间不时发生争论,齐宣王甚至要求孟子放弃仁义主张和他一起推行霸道。孟子以必使玉人雕琢璞玉来比喻,说明治理国家要尊重各级管理人员的知识经验,领导者不能瞎指挥,要求下级“姑舍汝所学而从我”。要尊重知识,尊重内行,尊重科学,按客观规律办事。但是,在齐国是否攻打燕国一事上,孟子认为不应该攻打燕国,孟子和齐王发生了分歧。孟子素有“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远大理想和抱负。当他的“王道”、“仁政”等主张得不到齐宣王的采纳时,他决意离开齐国。孟子辞去了齐卿的职位,返回故里。  

  游说诸侯,是孟子一生事业上的辉煌时期。孟子结束游说诸侯之后,退居故乡邹地,此时的传播方式主要以聚徒讲学为主。参与者大都为随同孟子周游的高弟子,如公孙丑、万章等。讲学的内容与形式,是就以往的孟子言行,先由弟子提出疑难,然后由孟子解答,亦即由师徒共同整理、提炼,总结孟子思想,终于将孟子思想载之于行事,完成了《孟子》一书。  

  孟子一生都在追求真理,向往真善的崇高境界,他的传播思想是孟子思想体系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孟子的传播思想对于当今的传播活动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的传播行为也对儒家文化的传播具有积极的意义。 (作者:汪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