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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立法是法治文明的第一块丰碑
时间:2017-02-14              字体:       

  □ 陈颐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文明史研究院教授)  

  梭伦立法是人类宪制与法治文明的第一块丰碑。亚里士多德与普鲁塔克的记载,确立了梭伦立法的这一历史声誉。

  公元前600年前后,雅典处在内战和崩溃的边缘,派别之争十分激烈。梭伦被各个派别一致推选为执政官、调停人和立法者。

  梭伦的立法者的称号,本身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头衔。它意味着:法律是可变更、可讨论、可以人的理性设计制定的;法律不再是宗教的命令,不再是神对祖先、君王、官员的启示,甚至不是古老的传统,不是对古代法律的重复。同时,梭伦是民选的立法者,“从此法律以人类的利益为原则,以大众意见为基础”。

  梭伦对自己的立法者的身份和工作成果都很满意,他自豪地宣称:他为雅典人制定了“他们愿意接受的最好的法律”。

  梭伦制定的法律

  梭伦的第一项法律被称为“解负令”:规定现有的债务必须豁免;废除债务奴隶制度,解放债务奴隶。同时,他刻意避免重新分配土地,以后所有执政官一开始履职,就必须声明捍卫现行的财产分配格局。

  此后,梭伦获得修改宪法、制定新的法律的授权。他依据财产将公民分为四个等级:五百斗级、骑士级、双牛级、日佣级。四个等级都有参加公民大会的权利。但是,只有五百斗级的公民,才有资格担任最重要的公职。占公民人数半数以上的日佣级公民,被完全排除在公职之外。不过,当时所有的公职都是没有报酬的。

  梭伦新设了陪审法庭,陪审法庭的成员从全体公民中抽签产生;陪审法庭拥有最高司法权。作为与公民大会和议事会对等的国家机构,陪审法庭在约束公民大会、议事会、行政官和政治领袖时具有无限的权力,政治审判是陪审法庭的主要任务。

  通常认为,梭伦改革的最重要的部分是创立了四百人议事会,由四个部落各派出一百人组成。据普鲁塔克的记载,议事会的任务是准备公民大会的决策事项。

  除了解负令与宪制改革法令之外,梭伦还颁布了为数不少的法律,这些法律涉及婚姻、亲属关系、遗嘱、经济措施(如禁止谷物出口)、社会风俗(如限制奢侈、妇女风化、打击懒惰者等)。

  梭伦将这些法律整理成法典,他将所订的一切法律有效期定为一百年,写在名为“阿克宋”或木板上面。

  据说,在编定的法律实施后,梭伦为了逃避公民们对他的吹毛求疵和非难,就离开雅典去旅行了。他希望在他离开之后,雅典人会习惯于他所制订的法律。不过,在他离开雅典后不久,雅典的党争再度复燃。而在他去世前,他亲眼目睹了庇西斯特拉图在雅典建立了僭主统治。不过,据普鲁塔克说,庇西斯特拉图保留了大部分梭伦制定的法律,自己率先遵守,还强迫他的朋友遵守。

  几百年来,“梭伦法典”成了雅典社会的司法基础,直到公元前410至前399年才得以修改;“梭伦法典”以修订版的形式一直有效,直到民主制被废除为止。亚里士多德与普鲁塔克还曾见过这些刻写“梭伦法典”木板的少许残余保存在国事厅。

  梭伦立法的改革

  传统上,梭伦立法改革被视为一次民主革命,如废除债务奴隶制保障雅典公民人身自由,所有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等;而根据财产多寡区分公民等级,并配置不同的政治权利,显然并非民主,只能称为“金权政治”。

  与此同时,虽然将雅典视为有分量的直接民主的最佳范例很少争议,但雅典民主是否可以归功于梭伦立法改革,则仍有争议。丹麦学者汉森就认为,所谓“梭伦民主”是公元前5世纪末特别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人的杜撰,雅典人所相信的“梭伦民主”只是神话而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如何理解这些分歧呢?还是得回到梭伦本人。梭伦并不打算成为民主主义者或者平民的代表,他是出身上层的智者,是贫富两个阶级的调停人,如他自己所称:“我给了一般人民以恰好足够的权利,也不使他们失掉尊严,也不给他们太多。即使那些既有势力而又豪富的人们,我也设法不使他们受到损害。”

  我们可以说,梭伦的立法改革建立了一个均衡政体,但很难说建立了民主政体,这一政体并非平民占统治地位的政体,而是富人与平民相互制衡的政体。也许伯里克利才是梭伦的知音,他在著名的葬礼演说中称:“在我们这群人中,可能只有几个人有能力制订政策、具体实行,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有评判的权利。”

  如果回到“梭伦民主”最重要的命名者亚里士多德,我们可以注意到,当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称梭伦“确实建立了民主政治”时,他的理由是梭伦“通过建立所有人都能参与的陪审法庭”;而在他的《雅典政制》中,他认为,梭伦的政体有三点最具平民性质:禁止债务奴隶、个人申诉以及陪审法庭制度。不独亚里士多德如此,历代雅典的政治演说家们也始终强调陪审法庭是民主政体的最高机构。由此我们可以知晓,伯里克利所称的民众的“评判的权力”是有确指的,这一权力是陪审法庭的权力,如19世纪古典学者弗格森所说,“雅典平民的真正权利,存在于法院。那里有他的御座,有他的权杖。”

  对于梭伦立法改革的这一理解,也许并未贬损梭伦立法改革对民主制的意义。如卡尔·波普在其晚年谈话录中所说,“应该争论的问题不是‘谁’应该统治,而是某一种政府究竟该‘如何’统治。”在“人民统治”的今天,回顾梭伦奠基的“全民评判”的制度与理念,也许将别有启发。度与理念,也许将别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