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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深圳治堵限令频“加码” 缓堵还是添堵?
时间:2012-10-24              字体:

  深圳工作区停车费上限拟涨至每天200多元,北京再提评估单双号限行可行性,上海车牌拍卖价突破6.6万元大关,广州车牌摇号越来越难并传“限制外牌”……近期,一线城市治堵“限”字频频升级。

  治理拥堵,本是人人盼望的好事,但不少百姓感觉并不舒服:是不是到了非用“限”的地步?面对“堵城”之困,“限”字令还能管用多久?

  治堵频升级 反现捉襟见肘

  悄然间,国内大城市交通治堵措施又迎来新一轮“加码”。

  深圳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此次提出新的“治堵”方案,拟将停车场分为工作地、商业地和居住地三类,实行差别化收费。工作地区在工作日内停车费起步价为每小时15元至20元。

  从实施第一阶段缓解交通拥堵开始,北京靠“限”来缓解拥堵已经历9年,随着交通压力逐步增大,北京的治堵措施已从引导小汽车合理使用到“限行”,再到“限购”,此次再评估“单双号限行”的可能性,可谓再度“加码”。

  在强烈刚性需求的推动下,上海车牌拍卖价格近期突破6.6万元,创出历史新高。在实施车牌摇号的北京、广州同样面临着中签越来越难的困境。

  同济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杨晓光说,长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实际上造成了管理的低效,不可能根本性缓解问题,很快就会出现反弹。

  专家表示,一方面,我们治堵措施“加码”,正说明了政府有关部门已经“捉襟见肘”,缓堵措施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事实证明一些限制性治堵措施实施后,可能引发新一轮买车热潮。

  例如,2008年奥运会后,北京开始实施每周限行一天的治堵措施,最初道路拥堵确实得到了改善,但没有延续太久。新增的车流中,有不少就是人们为了应对限行而购买的第二辆车。

  限制性治堵 边际效应递减

  根据北京市交管局统计,截至2012年9月底,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为515万辆,北京从400万辆到500万辆用了2年2个月。

  “中国在短时间内就成为汽车产量和销量世界第一的国家,这是所有人都没有预计到的。”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说,我们在城市规划、交通建设、文明培养等方面都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

  “地铁、公交挤得像罐头一样,从家到单位要倒四五趟车,没办法只有选择开车,堵总比等不来公交强。”家住天通苑的霍先生无奈地说,盲目地限堵,只会给市民添更多的堵。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有形市场分会常务副理事长苏晖表示,临时限行措施表面看能缓解拥堵,其实暴露出来的是管理水平低下的问题,“限行”有转嫁城市管理责任之嫌。市民在特定时段或区域的确需要开车,硬性的限制会给市民带来很多不便。

  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所长薛美根说,机动车的快速增长,不是造成城市交通拥堵的全部原因。包括城市规划、公共交通网络建设、政策的引导、参与者的文明程度等等,都加大了“堵城”之困。

  北京市交通部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造成交通拥堵的各种因素中,交通不文明行为占到了两成到三成的比例。

  交通工程专家杨东援教授说,推出限行政策的合理性前提,在于能够提供被优先发展的公交系统作为出行替代,否则一面不允许有车族开车,一面又无法提供足够的公交资源,缺乏合理性。“不能只盯着‘限牌’‘限行’‘限购’,否则边际效应会递减得更快。”

  治堵首先应弄清造成拥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规划问题、建设问题还是管理问题?需要用统筹考虑的全局性措施来解决。杨晓光说:“只供睡觉的‘卧城’减少了、不文明行为减少道路通行效率提高了、公交的便捷程度胜过私家车了,交通拥堵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多管齐下 拯救“堵城”

  如何增加城市公交吸引力?成都10月10日开始对44条公交线路实行免费乘坐。成都市公交集团董事长陈蛇介绍说,这些免费线路的公交车,约占全市公交车总量的10%。尾号限行,能使全市公交车运营效率提高20%,节约了运营成本。这样一出一进,不仅不会造成财政负担,而且公司的经济效益会增加。

  “必须通过提高道路资源利用率,大力发展公交优先,做到真正方便、快捷,这才是吸引老百姓选择城市公共交通的根本。”薛美根表示,世界各大城市的治堵经验显示,交通需求管理政策是保持交通供需动态平衡的重要对策,硬性的限号措施较少,更多采用鼓励、引导的方式。比如新加坡的政策,政府鼓励市民自愿限号,同时给予减免税费的奖励。

  杨东援说:“要保障合理交通需求,治堵举措要加大民意的分量。”如在大城市实行“公交问需”行动,面向全体市民征求意见,解决部分区域公交车覆盖面严重不足、部分线路过度拥挤、部分时段乘车久候等问题。

  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树立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公共交通为主,由轨道交通网络、公共汽车、有轨电车等组成的城市机动化出行系统,同时改善步行、自行车出行条件,这将是大城市治堵的有效解决之道。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认为,解决大城市的交通拥堵,从长期考虑,应该解决的是城市规划和城市形态问题。从短期考虑,则需要公平的交通需求管理,应当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更多使用经济手段而非行政手段来解决拥堵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