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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时间:2016-07-18              字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论断,有必要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资源

  有人或许会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改革举措,是政策主张,似乎没有必要与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一方面我们要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出发看问题,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和理论资源。在经济工作及其理论研究中,我们应该具有政治经济学思维。

  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类学科中,是基础理论,在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又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和时代化,其发展与创新,有赖于领导人、经济工作者和学者专家的共同努力。

  不妨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我们在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已经积累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和理论资源。这些思想和理论资源又是创造奇迹的思想动力和软实力。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等等。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审时度势,在推动发展、应对挑战的过程中,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新观点,比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新定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的宏观经济的重大决策,等等。

  经济理论工作者对这些思想理论资源,应该倍加珍惜,并以高度的热情结合经济发展的崭新实践,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这比反复琢磨西方经济学的某些概念更生动、更重要。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们比较习惯于从西方供给学派、需求学派的视角中解读。本来,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我们是从西方学来的,通过与供给学派、需求学派的比较,有利于借鉴,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但一定要把我们的东西纳入西方的某一个门派,显然没有必要,倒是应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思考与研究。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的重大战略举措,涉及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对“短缺经济”和“过剩经济”的两个超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弊端时,经济理论界接受了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观点。科尔内认为计划是主观的,相对于需求是被动的、滞后的,国家与国营企业是父子关系,存在着预算的软约束,短缺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普遍现象。显然,科尔内关于短缺现象的描述和对计划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局限性的认识,是独到的、有价值的。用现在的眼光看,造成短缺应该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重工业优先发展带来的两大部类失衡;二是处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供给显得相对不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总结了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深化了国情认识,特别是深化了在中国这样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把计划与市场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属性中剥离出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凭票证供应的“短缺”问题,生产适应和促进了排浪式消费。这应该是我们对“短缺经济”实现的超越。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加上中国已置身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中,过去只要形成生产能力就可以组织生产,就可以赚钱的局面已经发生了变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既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避免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周期性波动和“过剩”。必须实行第二个超越,即对“过剩经济”的超越。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危机(或者叫大萧条),震撼了全世界,甚至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危机的特点是生产严重过剩,工厂停产倒闭,工人大量失业。当时美欧拯救危机的灵丹妙药是以扩大需求为主要内容的凯恩斯主义。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总统里根采纳了供给学派的主张,推行了减税革命,这在历史上被称为里根经济学。结果债务大幅度增加,金融开始对经济进行深度介入,虚拟经济急剧膨胀,又累积和爆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人认为里根经济学使美国之前的实体经济主导转变为金融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将此称之为“宁静的政变”。从生产危机到金融危机,从扩大投资需求引发财政赤字、经济停滞膨胀,到从减税引发债务、通货膨胀,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结论: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具有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资本追逐利润的内在冲动带有自发性、盲目性,无论是需求管理也好,还是从供给出发也好,最终都是需求的不断扩大,都是货币供应量的不断增加,都是不断增加的高额负债条件下的超前消费,都是不断地累积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危机爆发以来,不少经济学派竞相开出药方,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唯有货币学派长盛不衰,一直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货币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在他的《美国货币史》一书中认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危机发生的原因,是1928年开始的紧缩货币,之后走出危机的原因是货币宽松。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最重要的拯救措施也是货币的量化宽松(4.5万亿美元)。所以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性的现象就是不断扩大需求背景下的过剩。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环境中,中国虽然难以做到独善其身,但不应该而且也能够避免与西方危机同频共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以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为镜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在发挥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坚持不再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不放松银根“大放水”,只是用改革的办法,从供给结构的调整出发,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现更加积极的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这是致力于对“过剩经济”的超越。